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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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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先生说:“现在和我学格物学说的人,大多只限于口耳相传的方式。更何况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能不这样吗?存养天理去除私欲,其精微之处必须时刻反省体察克制,要有日子才能逐渐领悟。现在人们在言谈之中,虽然嘴里讲着天理,不知道心中刹那间藏着多少私欲!还有私欲潜滋暗长但不自知的情况,即使用功去体察尚且发现不了,更何况仅仅在口头上说说,怎么能全部认识呢?现在只管讲着天理,却不去遵循,谈着私欲而任其留存不知道去除,难道这是我格物致知的学说吗?后世的学子,顶多也是做得个‘用偶然合乎天理的举动而博得个好名声’的功夫。”

【解读】

王阳明的格物功夫,是将天理作为日常行事的准则,并且“时时用力”。他的格物学说讲理想人格,极致高明,但宣讲容易,履践实难,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私欲驱之不去。在格物学说传播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心口如一”,避免流为浮夸,衍化为虚伪。

第60章 “格”为“正”

【原典】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

【译文】

陆澄问:“做到‘大学之道’中的‘知止’,就是明白至善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原本就不在外物,然后志向才能坚定。是这样吗?”

先生说:“是的。”

陆澄向先生请教格物的含义。

先生说:“格是纠正的意思,纠正不正确的使它正确。”

陆澄问:“格物是在动的方面下工夫吧?”

先生说:“格物不分动与静,静也是事物。孟子说‘必有事焉’,说的就是不论动静都要用功。”

【解读】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于朱熹。他认为,朱熹训“格”为“至”为“错训”,正确的解释应训“格”为“正”,解“格物”为“正物”。“格物致知”之本义应为正心之不正以致心之本然“良知”。在阳明眼里,“必有事焉”即是“一定要提起良知面对眼前任何事务而求个德行的贯彻者”之义。不论现实处境之或动或静,都有个动机心念上的提起良知的功夫存在。

第61章 做功夫的目标

【原典】

“功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正心则中,身修则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译文】

先生说:“功夫最难的就是格物致知,这就是诚意的事情,意诚了,大部分的心也自然正了,身也自然修了。但是端正心性、修身的功夫也各有各的用功之处。修身是感情发出后的功夫,正心是感情没有发出来时的功夫。心性端正就是中正,修身就是平和。”

先生说:“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的过程。即使是‘亲民’也是‘明明德’的事情。‘明德’是本心的德行,也是仁爱的表现。程颢说‘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包括自己都视作一个整体’,假如天下有一人一物的失损,就是我心中的仁爱还有没有到达的地方。”

先生说:“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就和道佛两家学说没什么区别了。”

先生说:“至善是人的天性,天性本来没有丝毫的恶,因此称至善。停止在至善上,只是恢复天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陆澄问:“我总算是明白了至善乃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至善所要归复的地方。明白了这些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而定力一旦有了则可摆脱心之纷扰,不纷扰了就能安静下来,安静而不妄动就能安;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万虑千思,最终一定是要通过上面这些方法达到至善境地的,这都是我静下来思考的结果。我这样说是否正确?”

先生答:“大致如此。”

【解读】

儒学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广大宏博,义理精微,功夫悉备,但归根到底只是正心二字,修身、正诚格致莫不是“正心”事。正心即是“明明德”,“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此处把“亲民”理解为“安百姓”而非“新民”,与之前徐爱记录的老师言语保持一致。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止于至善”是同一道理,他进一步解释:“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致良知”是对人类至善之性的回归。这种对回归的呼唤,是王阳明一切“做功夫”的目标。

第62章 孝悌为仁之本

【原典】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生,岂有六阳?阴亦然,唯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唯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唯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译文】

陆澄问:“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为什么墨家说‘兼爱’反而被说成是不仁呢?”

先生说:“这个很难解释。必须是你们自己体察出来才能得出答案。仁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的天理,它弥漫宇宙天边,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流行发展,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所以才能生生不息。比如每年十一月冬至的一阳初动,一直到来年四月谷雨的六阳生发,都是从初级到高级,从一才能走到六。阴也是这样。因为渐进,所以就有个发端之处。因为有个发端处,所以会生长。因为生长,所以生生不息。譬如树木,开始发芽便是树木生成的发端处。发芽后长干,长完干又开始抽枝生叶,然后就繁衍生长永不停止。如果无芽,哪有干有枝叶?能发芽必然是下面有根,有根才能活,没根就死了,无根哪里去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之意的发端处,像树木的发芽。从这里开始而仁爱百姓,泽及万物,便是抽枝生叶。而墨家的‘兼爱’‘无差’等思想,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陌生人一般看待,就没有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它是无根的,便不是生生不息的。哪里谈得上仁?孝、悌是仁的根本,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

【解读】

王阳明认为,王阳明认为,亲亲是一体之仁的根,这一点与孔子所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脉相承。仁的“根本”终究会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一切端赖于“根本”最初的“萌芽”“发端”。根不萌芽便是“死根”。儒家力守这个“根本”,而不与墨子兼爱观念妥协,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就爱来说,一般有深浅厚薄之分,但“厚薄原理”不适用于父母兄弟,如果在父母兄弟还分个厚薄、还于心有“忍”,那么,仁爱的根子便死掉了,一体的仁理便根本无法发生、无法体现了。这一点正是王阳明深为强调的。

第63章 阳明批评佛教

【原典】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符合天理和没有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有私心。若分开心与理来谈论,恐怕不妥当。”

陆澄又问:“佛家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私欲都不沾染,这应该是无私心吧?但他们抛弃人伦,却似乎不符合天理。”

先生答:“佛家和世人其实是一回事,两者都是成就他个人的私心。”

【解读】

王阳明认为,当人没有私心就是符合公理。正因人已有私心,才会去强论公理。但对于佛教“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他持否定态度。这是基于一个儒家价值意识的标准下的批评,儒家的价值意识即是要对天下事务有所承担,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去做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如果只顾自己便是有私心,阳明批评释氏不能治天下,逃避君臣父子之义,弃绝现实事务,不为人民服务,又外弃人伦,这些批评都是谨守着儒家的价值标准的批评。

第三卷 薛侃录——一以贯之

薛侃(1486—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人称中离先生,明代揭阳县龙溪都(今广东潮安县庵埠镇薛陇乡)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丁丑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即以侍养归,与长兄薛俊谈及阳明先生之学,薛俊听后大为赞赏,同薛侃携弟薛侨、子薛宗铠等到江西赣州拜王阳明为师。薛侃落职回乡后,于嘉靖十一年到中离溪畔的中离山办学。他在山中建中离书院,讲授王阳明之学,南方各省共有百余士子闻风而至。由于薛侃积极传播,使阳明之学在岭南有更大的影响。

第1章 心之神明

【原典】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坚持志向好比心痛,一心在痛上,哪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刚开始学习时这样下工夫是好的,但是要让自己明白心灵的神明原本就是‘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这样功夫才有着落。如果只是死死守着志向,恐怕又是下错了功夫。”

【解读】

在王阳明眼里,“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正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知其乡”是“无向”,出入无时、无向,即是没有出入,或者出即入,入即出,这是心之神明至诚无息的境界。而出入有时、有向,则是出入有别,这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的“其次致曲”。人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物,思维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思维的内容、方式、次序都不受限制,念念相续。只有将心念功夫落实在志向上才行。

第2章 不假外求

【原典】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专心于涵养的功夫而不讲求正确的方法,从而误把欲当做理,怎么办?”

先生说:“人必须是知学讲求,也只是涵养,讲求方法也不过是修身养性的手段,不讲求方法只是因为修身养性的志向尚不明确。”

薛侃问:“知学是什么?”

先生说:“且说说你是为何而学?学什么?”

薛侃说:“先生曾教导我们说,学就是学‘存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察认知天理,不过就是要使自心无私欲。”

先生说:“你既然认识到了这层,那么今后只需要去克制私欲就可以了,还愁什么理欲不明呢?”

薛侃说:“只是怕哪是私欲、哪是天理认不真切!”

先生说:“还是志向不真切。志向真切了,眼见耳闻都在天理上,哪有认识不清的道理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要借助外界求得。讲求方法也只是体察自己心所见。有自心之外另有一个正确见识呢。”

【解读】

修德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格培养。王阳明认为,功夫是一种活动而非仅是知识,涵养德行必须求学讲论,而求学讲论又重在志向明确和真切。志向真切,求学也真切,涵养也真切。这个真切功夫不在心外,而在自己心中的体会和揣摩。否则,自身的境界永远无法提升。

第3章 不能“只管求”

【原典】

先生问在座之友:“比来功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这阵子功夫进展如何?

一个朋友说自己内心虚明,先生说:“这是说表面现象。”

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人茫然不解,请教先生。

先生说:“我们现在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有错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这样一来,私欲日渐消弭,天理日趋显明。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说效果上,却是助长了心灵惯性向外的毛病,就不是真正的格物功夫了。”

【解读】

此话说得明明白白,光景、效验可以求,但不能“只管求”,套句现代人通俗的说法,这些都只是过程,不是目的。

第4章 王朱异同

【原典】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经常批评、议论朱熹。

先生说:“这是故意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学说和朱熹固然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分辨清楚。但我的终极目标和朱熹的心思是相同的。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解读】

王阳明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本体论,并结合《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来批评朱熹的理学。朱子认为“格物”有多层次的参究,而王阳明认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欲。这个过程是通过修身来实现的。因为朱熹是本体与认识分开讲的,而王阳明是统一讲的,所以朱熹是本体决定认识,所以有那种说法。而王阳明没有这种决定论的观念,他认为从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于圣,如此而已。但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他在诠释学上,继承了朱熹的稳健细密。甚至在主观上他就不想彻底摆脱朱熹。所以有人指摘朱熹,王阳明说了这段话。

第5章 纯乎天理方是圣

【原典】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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