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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闲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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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呢，寂寞的过客，他从1898年开始成为过客，在南京更名为周树人，四年后乘船抵日本，之后，问路不知道有多少次，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坟”的前方是什么？直到1918年，因为一个机缘，他写了一部《狂人日记》，才有了鲁迅这个名字。但是，即使是他吃了一阵子饱饭，或者洗干净一段时间的脸面，但很快就又被社会现实的染缸给染黑了。
作为一个过客，他需要有一柄刀，不是用来切割自己和自杀，而是用来切割路上的荆棘及食物。1925年的5月，鲁迅来到了女子师范大学，作为一个过客，他问许广平，前面有什么？许广平告诉鲁迅：“前面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
鲁迅便出发了，他明知道，前面有坟，有数不清的尸骨和荆棘。好在，鲁迅在枕下有一柄短刀，大约，鲁迅先生想把这柄刀带进梦里，把黑暗的一切都刺破。
九 苦闷的象征（1）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1925年6月2日，鲁迅在复许广平书信的末尾，署名摘了一个字，只剩下“迅”字。仿佛把老师尊严的面孔洗去了，只剩下普通的朋友身份，又或者是想借助于省略的那一个字，重新开始新的称呼，那欲言又止的眼神，已经在这一个字里省略了，暗喻了。
只看许广平的反应了。
《两地书》第二十七封，许广平致鲁迅的书信里，并未表现出如先生所愿的亲昵，依旧如小鬼般在信里讲笑话，亲昵的内容也是有的，但温度不够，之前鲁迅已经用了足够的火把温暖了她，她也在信里坦白过，要燃烧起来了。但是信里的温度依然有些平淡了。
在接到第一封署名“迅”的回信后，许广平写了很长的回信，大抵是说她去参加大学生的聚会，然而遇到的情况十分荒唐，北大和师大两派的学生为了争谁当头头而打起来了。无奈，她只好领着女师大的小分队回校，在路上突然遇到了校长杨荫榆，当时，许广平突然被自己名字被判“墨刑”的一团无名火燃烧，她突然高呼“打倒杨荫榆”，同行的一些同学纷纷响应，直到杨荫榆的车队吓得逃跑了，这才出了一口恶气。虽然有些因公济私，却依然在书信里“快活”了一把。
在上一封信里，许广平误以为有人私拆了鲁迅给她的书信，在信里大骂了当局，说是，竟然到了检查私人信件的地步。然而，这事却是鲁迅干的，鲁迅写完以后，发现有几句话没有说完，便找到信，拆开了，补上一两句话，又重新封了口。
许广平在复信里说：“既封了信，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免致小鬼疑神疑鬼，移祸东吴（其实东吴也确有可疑之处）。看前信第一张上，的确‘加了一点细注’，经这次考究，省掉听半截话一样的闷气，也好。”
“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自然有调皮和撒娇的意味，但并没有达到鲁迅先生的预期，鲁迅想象的结局是这样的：许广平应该激动地直扑到他的怀抱里。果真如此，不久，鲁迅便达到了目的，这是后话。
在这封回信里，许广平还写到《苦闷的象征》。当时的情形的确很苦闷，学校因为学生闹*罢课，校长杨荫榆辞职了，教务长和总务长也随着去了。于是学校里一盘散沙，那么，这样的后果是，鲁迅每周一次到女师大讲的课程自然也不存在了。这是许广平最为苦闷的事情。
在信里，她写到了这一点：“罢课了！每星期的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此后几时再有解决风潮，安心听讲的机会呢？”
生活毕竟不是革命，内心的充实仅靠激情是不能填满的，所以，苦闷自然随时钻进来。夏天的炎热正沿着窗外的蝉的叫声钻进体内，恩，有些无所事事的无聊。许广平写了信以后，一直等不来鲁迅的回信，便着了急，于一周后，又写了一封信。大约是喝醉了酒以后写，把苦闷的生活用调皮的笔画了出来：“小鬼心长力弱，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脾气——并非酒疯——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诙谐，于滑稽中减少许多苦闷，这许是苦茶中的糖罢，但是，真的‘苦之量如故’。”
苦闷的出口便是喝酒，喝得醉了，便写了一篇叫做《酒瘾》的文字，然后投寄给鲁迅了。 。 想看书来
九 苦闷的象征（2）
那信里的措辞非常之滑稽：“好久被上海事件闹得‘此调不弹’了，故甚觉生涩，希望以‘编辑’而兼‘先生’的尊位，斧削，甄别。如其得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则请赐列第X期《莽原》的红榜上坐一把末后交椅：‘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若只看《两地书》而不看鲁迅的其他作品，此处理解起来便有些生涩了。《白光》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落第的考生的故事，主人公大约叫陈士成，一共考了十六次县考，也没能考上秀才。所以，许广平说，能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意思是能被鲁迅选中。
苦闷的日子变成了一篇喝酒的文字，这的确是青春的，好笑的，又是快乐的。
鲁迅收到信后立即回了信，自然是要抚平小鬼的寂寞和苦闷了，信写得长极，我比较了一下，两地书中，差不多最长的，便是这一封复信了，这封写自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晚上的信，写了整整五页。鲁迅在信中说到这一点：“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了，止此而已罢。迅。六月十三日夜。”以为署名都结束了，应该完了吧，没有，大概想了一会儿，觉得第五张信纸上的这半张空白有些可惜，而许广平那边的苦闷似乎尚很浓郁，于是乎，又涂写了一些字，大致讨论了一个写字的女人的闲话。
这些闲话虽然无关紧要，但是满满的信纸，却是紧要的。
这正应了许广平的“多多益善”的要求。满满五页纸，寄给哪个女人，都会被烙上谈恋爱的印记。
然而，鲁迅先生却不，他只在信里劝说许广平不要成为狂人，因为，现实中的世界，脾气急的总是容易吃亏。自然，先生是怕许广平吃亏了。
关心许广平的苦闷是这封信的典型特质，说完了一些闲话，便又回到了许广平的苦闷中来：“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是啊，不要太急，慢慢来，哪怕是内心里有爱意。五页纸中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任何暧昧的词句，在许广平伸出寂寞的手来寻找安慰的时候，鲁迅依然慢腾腾地踱着步子。课程结束了，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没有了，然而，便将信纸当作了讲台，五张纸还没有说完题外话。正课也没有开始。
苦闷仍然延续，如一团熄灭的火堆而冒出的青烟，若离得远，闻不到气息，只能看到那美好的影子，倒也不必皱眉。若是被这烟雾包围，呼吸都困难，那么，美好皆失去了。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爱一个女子，自然会跑快一些，给她拿一条湿毛巾有什么。
十 一杯安慰（1）
鲁迅却是第一次听从一个小鬼的建议，开怀一笑，没有继续愤激下去。那一杯来得轻缓且柔软的安慰，像一场夏天的雨水，滋润了那一年的苦闷和干枯，抚平了鲁迅身上几片刺向自己的鳞片。
除了章廷谦（即章川岛，一直和鲁迅及周作人两人交际关系甚好，鲁迅移居上海后，他经常在信里透露周作人的近况），孙伏园是鲁迅交往最多的学生。孙伏园和鲁迅渊源的深，自绍兴就开始，当年鲁迅自日本回国，接受许寿裳的安排，在杭州师范学校的时候，孙伏园即是在校的学生。
孙伏园后来因为鲁迅的那首著名的《我的失恋》一诗愤怒从《晨报副刊》辞职，而后创办《语丝》周刊，再后来到了《京报副刊》做编辑。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孙伏园陪着鲁迅去西安考查，当时的鲁迅一直想写长篇小说《杨贵妃》。再后来，孙伏园和鲁迅一起去厦门大学，鲁迅教书，孙伏园则编辑校报，再后来，孙伏园回到武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仍然和鲁迅联系紧密。
然而，正是在1925年6月13日夜晚，鲁迅给许广平的这封五页长信里，他写到了孙伏园，有些猜疑和厌恶的口气，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误解已经消除，鲁迅随手删除了名字，只保留两个框框。内容如下：“□□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报副刊》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报副刊》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关于鲁迅的多疑，在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钱玄同曾经写过一段文字。
钱玄同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首当其冲的便是“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其二是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其三是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在给许广平的这封信里，钱玄同的评价一语中的。即使是孙伏园对鲁迅无比亲近，但是，只要孙伏园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与“现代评论”派的人有了交道，他便先是怀疑，而后就迁怒于他了。
孙伏园在此前关于爱情的讨论中，以及关于鲁迅推荐青年书目时所惹起的众怒中，均扮演了鲁迅的灭火器作用。若是有暇翻一下鲁迅的杂文集《集外集拾遗》，就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前面放火之后，孙伏园在后面奔忙的身影。关于青年必读书，鲁迅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即使是坐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鲁迅的话依然是偏激的。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被鲁迅的这一句鞭炮一样的话语给惊呆了，于是乎无数抗议的信件雪片一样击向孙伏园所有《京报副刊》，其中有一篇署名熊以谦的人写了一篇《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鲁迅还专门做了一篇文字回复。
然而，在《两地书》编号为二九的信里，讨论了许广平的“太急”的毛病，他自己却开始怀疑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学生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 一杯安慰（2）
所以，许广平收到信以后，马上在回复里也充作了一回心理按摩师。她在六月十七日的回信末尾写道：“《京报副刊》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实在可惜。从它所没收和所发表的文章看起来，蛛丝马迹，固然大有可寻，但也不必因此愤激。其实这也是人情（即面子）之常，何必多责呢。吾师以为‘发现纯粹的利用’，对□□有点不满（不知是否误猜），但是，屡次的‘碰壁’，是不是为激于义愤所利用呢？横竖是一个利用，请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浮一大白，是罚酒的意思。许广平在此前的信里已经浮过一大白了。
在这段回信里，许广平既没有正面为孙伏园辩解，却又十分委婉地劝解了鲁迅的愤激，使鲁迅先生在这短短的几十字里，感觉到孙伏园也处在一个“人之常情”的无奈中。
孙伏园，这位因为鲁迅的一首诗歌被主编临时抽下而愤怒辞职的中国最早的副刊编辑，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正是他，每一周在合适的时间微笑着往周氏兄弟居住的八大湾胡同跑，让鲁迅按时地交稿。正因为孙伏园的每周一次的按时逼迫，鲁迅的《阿Q正传》才得以完成。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连载，至1922年2月12日结束，结束的时候孙伏园正好出差去，按照孙伏园的意思，《阿Q正传》本来还可以写得更长一些。
鲁迅的迁怒被许广平的一封短信中吹来的微风熄灭。不久之后，孙伏园便与鲁迅一起应了林语堂的邀请，去了厦门大学，两个单身男人，均不会做饭，弄出了许多笑话，这些情节在鲁迅的《两地书》第二辑或者孙伏园的*中均可以看到。
鲁迅对孙伏园的好表现在很多个地方，譬如借钱给他，譬如两个人一起去外地出差，生性粗放的孙伏园起床后从不叠被子，总是由鲁迅先生帮他叠好。孙伏园呢，和鲁迅一起到厦门大学以后，因为广州的一家报社邀请他，便提前到了广州，任广州《国民日报》副刊主编，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孙伏园到了中山大学之后，为鲁迅提前打探广州的情形；甚至，以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人际脉络，帮助鲁迅将许广平调往中山大学任助教。
我相信，孙伏园事后也是知道的，关于鲁迅对他的误解和猜疑，而许广平在复信里帮他说的那些好话，他也是知道的，所以才经常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发表许广平的作品。还有，作为和鲁迅较为亲近的学生，孙伏园对鲁迅的怪脾气和善良的本性都是领教了的，所以，他是不会和自己的师长计较的。
然而，鲁迅却是第一次听从一个小鬼的建议，开怀一笑，没有继续愤激下去。那一杯来得轻缓且柔软的安慰，像一场夏天的雨水，滋润了那一年的苦闷和干枯，抚平了鲁迅身上几片刺向自己的鳞片，实在是及时得很，又有效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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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1）
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人先后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参与了一个“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件事情，在《两地书》第十八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
要细述这封信里所说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得不说起两个人，一个是被讨论的主角，谭熙鸿，另一个是掀起讨论的人，张竞生，谭熙鸿的同学和同事。谭熙鸿何许人也，此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先后娶了陈纬君和陈淑君两姊妹为妻，而这两姊妹是陈璧君的妹妹，自然，谭熙鸿和汪精卫兄台是连襟，一根椽。说谭熙鸿和陈淑君的婚事，很是曲折，原来，谭熙鸿和陈纬君同在法国留学，结成连理后也恩爱异常，只可惜1922年3月陈纬君染上猩红热死去，撇下了两个孩子。陈淑君当时在广州念大学，政治形势不好，转学至北大，刚好借居在姐夫谭熙鸿家里，日久生情。然而当两个人刚在《晨报》上公布婚约，便惹来祸端。原来是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叫沈厚培，投书《晨报》，投诉谭熙鸿暗抢他的妻室，于是那篇文字便以《谭仲逵（熙鸿之字）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为标题发表，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北大的教授竟然公然夺人之妻，何其伤害风化也。万不得已的情况，陈淑君在第二天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然而却遭遇沈厚培接二连三的文字纠缠，情形甚是尴尬。当时，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又同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张竞生找到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了解到内情竟然是陈璧君在幕后策划，于是写了一篇叫《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字，公开为谭熙鸿辩论，在文章里，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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