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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对他的谈话对象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他的潜意识也同样受其直觉的强烈驱使。当他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左时，他常常预言一件事情，然而，让所有的人都吃惊的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他笑着说：“你们看见了吧，我的直觉又一次准确无误！”
　　这样的预感，这种内心的提示，在那些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尤其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们的范围与影响，回顾一下他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暗杀行动也许会很有意思。
　　1939年11月9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那场暗杀之前，希特勒从未想到会发生如此意外的情况。但从那一天起，他在谈话中就经常提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希特勒总共向我列举了7次针对他的暗杀企图。
　　这7次暗杀包括罗姆想要摆脱他领导的政变。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个纳粹冲锋队的组织者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惜一切代价，用这种手段来夺取权力。性格像雇佣兵的罗姆可能从来没有受纳粹思想和建立新秩序思想的启发，他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夺取国防军的指挥权。罗姆不仅企图突然解除冯·布隆贝格元帅和其他几位将军的指挥权，在必要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攻击希特勒本人。
　　布隆贝格事先就通过他的情报部门了解到罗姆的企图，提醒希特勒说，如果像那样更换指挥权，国防军可能会造反。军队和党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德国受到内战的威胁。
　　当希特勒掌握了他的副官企图犯罪的确凿证据时，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排除了危险。他对我说，他还掌握了罗姆谋反通敌的罪证，而冯·施莱彻尔将军只是他手中一个言听计从的工具：“幸亏我采取了迅速、无情的行动，才避免了一场比消灭这一小撮人更大的不幸，对这些人，德国任何一家高等法院都可以判处他们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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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2）
希特勒经常开玩笑地说，他并不总是像在罗姆事件中一样幸运，在这个事件中，他及时预见到了针对他的行动。
　　他还跟我们说，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凯瑟赫夫酒店的大厅里，有一个人企图用手枪打死他，当时他正在那里喝茶。还有一次，该酒店在为他旅行准备的三明治里下了毒。希特勒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幸亏那一天我不饿。我把三明治递给我的司机斯瑞克，他刚吃下就感到剧烈的疼痛，全然是中毒症状，经过紧张的抢救他才得救。要是换了我这脆弱的胃，那些小面包，上面涂了掺进氰化物的黄油，肯定会要了我的命。这个善良的斯瑞克因为体质特别强壮才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是在公众大会上，希特勒看见一个人坐在他对面的观众席上，神色极其不安，举动太过反常。希特勒预感到危险，当场叫人过去搜查，发现此人携带了一枚炸弹，其威力可以炸翻整个大厅。
　　1941年底，另一名行凶者被希特勒嗅了出来，同样是由于此人举止怪异。那是一个瑞士人，希特勒每次从伯格霍夫别墅下山去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都会见到他。希特勒对他产生怀疑后，就冲上前去质问他。那人没料到希特勒会这么做，狼狈不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道歉的话，称自己有一封私人信件要交给希特勒。希特勒一把夺过那封信，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白纸。那人只好向希特勒交代，他已经监视希特勒几个星期了，想用手枪干掉他。
　　希特勒每次跟我们讲起这些几乎让他丧命的暗杀时，都承认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好运气在庇护他。但他也强调，他那异乎寻常的直觉在让他避开这些致命危险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每当直觉让他死里逃生时，那些跟随他外出的保镖就会受尽他的嘲笑。不用说，那些被他嘲弄过的贴身保镖都心甘情愿地放弃特权，返回部队。
　　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那次谋杀，谋反者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手段十分狠毒。炸弹安放得非常巧妙，希特勒如果不提前离开，肯定会被压在楼板下面，因为楼板就坍塌在希特勒十几分钟前站过的地方。还有一次，也是他那未卜先知的直觉救了他的命。前些年他还习惯和他的老战友们一一握手，而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做这种友好的表示。后来，他向我解释说：“我突然感觉到有必要缩短会议时间，以便当晚就返回柏林。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因为柏林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回去。但我听到了内心的声音，正是那个声音救了我。如果我像往常一样，问候我的老战友们——我刚开始是想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敌人会成功地干掉我。我离开才一刻钟炸弹就爆炸了。”
　　出事的那个晚上，我和希特勒一起坐同一趟火车回柏林。他非常风趣，非常活跃，就像开完一次成功的会议一样。同行者当中还有戈培尔，他的刻薄挖苦使谈话变得非常活跃。那个时候，希特勒的随从人员还可以喝酒，所以这趟特别列车全都沉浸在一种感人的快乐气氛中。火车在纽伦堡停了几分钟，以便接收消息和发布紧急信息。当时是戈培尔负责这个苦差，他返回希特勒的车厢时，把希特勒离开后慕尼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希特勒开始还不明白，不相信，但看到戈培尔脸上沮丧的神情后终于信以为真了。当希特勒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不再怀疑时，他那坚决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动着神秘的光芒，这种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决定时总会出现。他用因激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大声地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离开贝格勃劳凯勒，这件事证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
　　我们全都激动得呆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这些话对我们产生的作用，就像一部引起幻觉的情节剧到了最高潮时一样。
　　但希特勒很快就恢复镇静，展开了行动。他让人去了解伤员的情况，派副官绍布去处理遇难者，然后开始推测谋反者可能来自哪里。绍布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在讨论时因为举止不当而受到希特勒的严厉呵斥。希特勒当即就把他撵走了。不用说，一直到柏林，车厢里的气氛就像下了暴风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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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3）
这次暗杀后，安全措施加强了，但并没有检查进入司令部的人的公文包。由于前来“汇报”的所有军官都提着公文包，施陶芬贝格伯爵也就很轻易地将一枚炸弹带进了会议室。那是在1944年7月20日那个难忘的早上，施陶芬贝格把炸弹放在会议桌的脚边，距离希特勒非常近，然后借口打电话离开了会议室。这时炸弹发生了爆炸，希特勒周围的好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希特勒受到剧烈冲击，两只耳朵耳膜穿孔。炸弹的冲击波把他撞到了会议桌上，身上撞出了许多淤血块。
　　那个时候，他邀请我一个人与他一起进餐。由于刚刚发生的惨剧，我以为不会再共进午餐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被叫了过去。我焦急不安地到了他的房间，等待见到最糟糕的情况。当我走进掩体空荡荡的房间里时（这房间更像是修道士的单间而不是德国至高无上的元首的饭厅），他毫不费力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强笑着把手伸给我。我猜测他的眼神在我的脸上搜寻，想捕捉我见到他后的表情。我承认，让我吃惊的是，在不透明灯泡的亮光下，他的脸显得很清新平静。他跟我讲述他是如何受伤的，他的左臂撞到了桌子上，有一样东西砸到了他的腰上，他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依然觉得吃惊的是悲剧怎么发生得那么快，并笑着说，使用炸弹暗杀是叫人丧命的最简便的方式。
　　他接着向我描述了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是何等惊慌失措，他不得不叫他恢复理智，好给他做初步护理。我惊奇地发现希特勒的头发平常总是蓬乱的，那天却齐刷刷地垂在前额上。我问他是不是叫理发师来过，他却一边拉起我的手，一边解释说：“瞧，你摸摸我的头发，它们轻度烧焦了，所以才那么整齐。”
　　然后，希特勒轻松自如地跟我解释暗杀是如何发生的。一开始他还以为炸弹是从窗外丢进来的，“我的运气出奇地好。”他对我说，“是会议桌那只笨重的桌脚挡住了飞向我的炸弹碎片，那只公文包放在桌脚的另一面，坐在我旁边做会议记录的速记员两条腿都炸飞了。我的运气真好！假如爆炸发生在掩体的大厅里，而不是在木板房里，我相信所有的与会者都会送命。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件要发生。我感觉到有一个危险在我头顶上盘旋，我已经下令加强警戒，你还记得吗？”
　　实际上，在7月19日这一天，希特勒在我看来显得非常忧虑和紧张。当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时，他回答说：“我希望我不会发生任何不测。”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如果现在有某件令人讨厌的事情发生，那会叫人无法忍受。我可不能病倒，德国的处境非常艰难，没有人能替代我。”
　　希特勒要我去看看那间发生爆炸的会议室，把爆炸后他制服里幸存的东西拿回来。裤子已经被撕成碎片，只有皮带还系在上面。在制服的背面，有一大块布被炸掉了。希特勒把这件制服当成是胜利的纪念品，派人把它送到伯格霍夫别墅，下令让布劳恩小姐好好地保存起来。
　　他还跟我描述了爆炸发生后仆人们的反应。他的膳食总管朗格气得发狂，而他的贴身仆人哈恩特则被吓得嚎啕大哭起来。
　　墨索里尼预定在7月20号下午到访。我以为希特勒听到我提出的建议后，会推迟会见的时间，但让我吃惊的是，他态度激烈地回答说：“那不行，不能回避！我必须见他。你想想，外国的宣传只会幸灾乐祸地散布最卑鄙的谎言。”
　　我们用完午餐后，希特勒马上请墨索里尼来他的办公室。简短地交谈之后，希特勒把他带到爆炸发生的那间木屋，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
　　在此期间，暗杀的制造者被查明了。电话交换局的当班接线员注意到施陶芬贝格伯爵带着公文包进入会议室，但希特勒刚到，他就走出来了，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他们还发现，他根本就没去打电话，爆炸一发生，他就直奔机场，有架飞机在那里等他。
　　

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4）
5点钟，我们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施陶芬贝格伯爵被抓的消息。希特勒想到施陶芬贝格能够一下子从东普鲁士跑到柏林，开始非常生气，当有人告诉他幸好施陶芬贝格到了那里，所有的阴谋成员才被一举擒获时，他兴奋地叫了起来：“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这个事件应该被看成德国从今往后得救的保证。我终于抓到这些猪猡了，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破坏我的事业。几个月来，我都在叫希孟德（他的首席副官和国防军中央人事处处长）留意我担心的事情，但他总是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现在我有证据证明整个总参谋部都受到污染了，你们会发现参谋部是这一事件的彻头彻尾的煽动者。”
　　第二天，希特勒叫人撬掉他办公室和卧室里的木板，检查里面是不是安放了炸弹。从那以后，每个携带公文包进入司令部的军官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
　　他还严令禁止将公文包放到他所在的位置。也是从那一天起，所有向希特勒的厨房供应的食品都要严格检验，而他服用的药物首先要通过党卫军实验室进行分析。他很愤怒，可当这种愤怒又起不了作用的时候，他便叫人把那些以食品的形式寄给他的礼物都打碎，其中包括他特别爱吃的鱼子酱、杏仁巧克力、水果、蛋糕等等。希特勒从此饱受迫害妄想狂的折磨。为确保厨子对他绝对忠诚，他对她好得不行，甚至请她参加我们5点钟的下午茶。
　　然而，暗杀事件之后，希特勒的好心情和良好的身体状况没能持续多久，第二天，他就抱怨耳朵和背部疼痛。幸亏他有超强的意志力，才能完成日常工作。但到了9月18日，他颓然倒下了。一种剧烈的胃痉挛使他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他不得不卧床。与此同时，他又发了黄疸，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
　　1945年3月，有传言说有一起新的暗杀行动正在酝酿之中。安全措施更加严密了，从晚上8点起就禁止外人进入总理府地堡周围的花园。配备了警犬的卫兵接到命令后，可以向任何可疑的人开火。驻扎着卫队的那几间房子以及赫尔曼…戈林大街那一带靠花园的房子，窗户和门全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个入口，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来访者进入司令部时有党卫军跟随，经常性地突击搜查，以确保没有任何不受欢迎的人违规跨进那道门槛。
　　希特勒奇迹般地从1939年11月9日的暗杀中死里逃生后，彻底相信了自己的“使命”。使命一说流传到德国几乎所有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德国人继续信任希特勒，即使是在他一败涂地的时候。
　　国防军在苏联溃不成军的时候，德国人差不多都对希特勒失去了信任。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使德国人民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戈培尔利用这个特别的事件做了巧妙的宣传。希特勒本人也好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德国的“救世主”。
　　然而，我并不认为德国人民群众还像从前一样崇敬他，他们在绝望之中抓住他，就像一个溺水者抓住一根不能救命的稻草一样。
　　希特勒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声称人死了其作用也结束了，当别人说起人死后能在更好的彼世继续存在时，他嘲笑他们。我常常想，如果他不承认有彼世，那他觉得是谁在召唤他执行人间的使命呢？同样，我也永远理解不了，他何以要在每次演讲结束后向上帝祈祷。我想，如果他这么做，只能这样解释：他只是为了博得第三帝国基督徒们的好感。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在演戏，在演可怕的戏。
　　每一次探讨精神生活时，他都会用玩世不恭的言辞反对基督教，无耻地抨击天主教教义。他的想法归结为这些他经常重复的话：“基督教使世界的自然发展延误了两千年，人类被可耻地剥夺了最绝对的权利。相信有更好的彼世使人类脱离人间的现实，脱离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承担的义务。”
　　不过，他却崇敬在医院里像护士一样工作的修女，经常赞扬她们说：“她们由于不要任何物质利益，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护理中。没有比医院里的修女更好的护士了。”
　　

第十三章　人死后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忆（5）
他最喜欢嘲笑教会里传说的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喜欢刻薄地把信仰和理智进行对比。我必须说，他那些玩世不恭的论证没有不让最忠实的信徒感到震惊的。上了年纪的人顽固地坚守先辈的信仰，希特勒并不觉得奇怪。“但是年轻人，”他洋洋得意地大叫道，“幸好年轻人远离了这些幼稚的行为。”他尤其批判教会的静止观点，认为这观点与一切进步背道而驰。“罗马教廷没有弄明白路德（希特勒把他视为自己的先驱者之一）想通过改革实现的东西。”“改革，”他经常对我们解释说，“就是不断更新，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因循守旧。天主教教会忽略了人类的普遍进步，也没有保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指责新教没有好好地利用路德的美妙建议，却重新陷入惰性之中。“教会之间的斗争，”他言之凿凿地说，“造成了分裂，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天主教没有滥用他们的影响，插手国家事务，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
　　希特勒完全明白普通人受日常工作的束缚，本能地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把他们从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人类的这种固有的需要被天主教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通过神秘的祭礼、神奇的建筑、高亢的圣乐和在醉人的香火中开展的庄严的宗教仪式来吸引人们。
　　希特勒欣赏基督教徒的组织天才，他们成功地建起了各种风格的教堂，一直到最小的村庄，还为教堂募捐到了可观的财物。
　　然而，他也发现，新教因为自然的简朴而给人以一种贫穷的印象。在总理府的新年招待会上，梵蒂冈教廷大使帕切利庄严驾到，震慑了新教的所有代表，希特勒常常拿这两种倾向来对比。
　　“天主教教会的神秘，”希特勒说，“非常适合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而新教其教堂外形庄严，适合北方的基督教形式。”　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会在神职人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机智。乡村里的神甫几乎全都来自农民，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自然联系。
　　说到天主教教士必须独身时，他常常嘲笑这种额外的奉献。此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