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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的骗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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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到处散布着迷人的庄园和石头建筑，还有质朴的农舍、农庄，一律都是粉色的石瓦交错的屋顶；方塔堡垒似的矗立。我们爬上海岸线边的礁石。我坐在起伏的石脊上，探身下去想从水里捞起一个贝壳送给阿娜。一只寄居蟹挥动橘红色的螯把我的手指赶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是极美丽的地中海景色。男孩们往海里扔着卵石。坐在礁石上，我可以想象达利就在这片海滩上。在他画于1934年的《性吸引的幽灵》中，画家把自己画成身穿水手服的男孩，就站在我此时待着的地方。男孩抬头看一个巨大可怕、残缺不全的躯体。远处一块形状特别的岩石又在《伟大的自慰者》中被借用了轮廓，这幅画作于 1929年，是离经叛道的作品。我忽然领悟到：达利在他的形成期只不过是个风景画家。阿娜解释说这些岩石是一个位于南山和北山之间的古火山喷涌岩浆流淌到这里的遗迹。炽热的岩浆河停滞下来时形成了复杂的层次，岩浆在海岸沿线爆裂、侵蚀和曝晒，从滚烫石头上冒出的巨大气泡使岩浆破裂和形成洞孔。
“这就是你带上那本书的原因？”我问。
她笑了。“不，不，那只是一个巧合。”
“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
我把阿娜带到布拉瓦海岸的一家华丽的餐厅。它在跨越连绵起伏的罗萨斯山峦的一条崎岖小路的尽头。埃尔布利餐厅开在一片私人海滩上，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海景。如今全世界的美食评论家都认为 “埃尔布利”是餐饮界最好也是最昂贵的餐馆，同时每个有责任感的厨师都认为费兰·阿德里亚作为厨房里的天才是烹饪界最有影响和最具才华的人。付账不会有任何问题。我钱包里的信用卡够花了，可以管我一辈子用的。
那家餐馆没什么顾客。我手边只有一把叉子和一把汤匙，在埃尔布利是不用刀子的。我们点了菜单上所有的27道美食：番茄和海藻冻、棉花糖帕尔马干酪、马提尼酒浸干冻蛋卷、样子像沙丁鱼眼睛的鱼肉银珠、清汤炸肉丸、海带包鸡爪，还有盛在飞碟那么大盘子里的含土豆沫的牡蛎精。说心里话，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花了6个小时来吃这顿大餐，什么干冻食物呀鱼肉银珠呀土豆沫呀吃得越多，我们感到肚子里越饿。
达利的骗局 二（9）
“你喜欢这里的食物吗？”我问阿娜。
“挺与众不同的。”她说。
“我讨厌这里的食物。”
“这厨师不是一个厨师，”阿娜说，“他是个艺术家。”
“一个药剂师。”我说。
“吃过这些食物，我可以为一片‘番茄吐司’献身了。”阿娜说。
“那是什么东西？”
“烤面包片涂上番茄酱，再加上橄榄油和盐来调味。一道简单的加泰隆美食。”
我颇不情愿地付了账，然后我们驱车去了罗萨斯山里离得最近的酒吧，我们从柜台上抓起一块用锡箔纸包着的奶酪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阿娜？”我说，“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吧。”
“旅馆接待员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
我将手指放到她的唇间，弯下身子吻了她。
黄昏时分，我们吃着彩虹般多彩的冰淇淋，观看地中海的日落。当阿娜将头靠在我肩膀上时，我努力想让自己显得潇洒一些。在海湾中央，一个三角形状的礁岛活像犀牛角从海里冒出。云彩犹如有破洞的窗帘挂在蓝天上。这一切似乎都是从一幅达利的画中复制出来的。我心想，这就是达利童年和青春期看到的风景，这是他成长并变成超现实主义疯狂天才的地方，它位于西班牙的东北地带，有着宜人的夏季和严酷、寒冷的冬季。
一架小型双翼飞机绕着山地转圈，沿着海岸线飞行，机尾拖着一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来到达利世界！”
阿姆珀丹汽车旅馆已很陈旧，它位于菲格拉斯的郊外。一个四壁全白的房间、全白的床单，只有一盏夜间用的灯，床头桌上放着一部西班牙文的《圣经》，外加阿娜的那本平装小说《在火山下》。
“阿娜，你真是妙不可言。”我结结巴巴地说。
“别忘了我是西班牙人。我们的血液里充满了爱。”
整整两天两夜阿娜和我都待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第三天，我从床上掉了下来。阿娜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放路易士·莱奇的情歌《我爱你》，不过是用加泰隆语演唱的。旧日时光和逝去的岁月又回来了。我不会说加泰隆语，但我懂得歌里的每个词。
“等我们的儿子出生时，我们要给他取名‘路易士’。”我轻声说。
阿娜微笑了。
一个做客房服务的姑娘给我们端来供两人用的“香槟早餐”。不是法国的香槟，而是“卡瓦”，实际上是西班牙风味的香槟。早餐里有面包卷和一碗香草蛋奶馅，以及番茄吐司、加奶甜咖啡，还有新鲜水果：切成片的菠萝、颗粒很大的葡萄、形状和颜色都像血滴的野生森林草莓。草莓浸泡在新榨的橘汁之中。
那姑娘离开之前朝四周看看。“你们知道……”她刚开口说又停顿了一下，“达利和加拉春季从纽约回来，在去卡达奎斯的途中经常在这个房间留宿。”
阿娜举起酒杯。“敬达利。”她说。
“敬加拉。”我回应道。
“敬我们的儿子。”我们一起说。
“你喜欢这本书？”我问。
“哪本书？”
“《在火山下》。”
“哦，那本书呀。我不知道，我还没读呢。不是我的书。一个朋友忘在我车里了。我想把它归还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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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的骗局 三（1）
除了在菲格拉斯有个家之外，阿娜在比利牛斯山斜坡上的阿古拉纳山村里还拥有一座房屋，那里靠近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城市拉琼奎拉和法国边界，菲格拉斯以北15公里左右。她说我们要去那儿，她想给我看点东西。我们开车去阿古拉纳。我突然感觉不知身在何处了。村庄里没有电和自来水，只喝井水，那里没有商店。除了外观粗陋的罗马风格教堂里的蜡烛和彩绘玻璃窗，村庄里就没有什么色彩了。原本丰富的形状在这里简化成了大块实体、切割得很难看的条和块，还有尖角状，这里的一切—石板瓦灰色房屋和卵石铺的街道，都是黑白灰这样单调的颜色。我们来到了中世纪。
从地图上看，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离得最近的村庄是塞瑞特，那是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①的地方。塞瑞特不仅是立体主义的诞生地，还以出产浆果闻名—这个村庄自造浆果啤酒、浆果红酒、浆果馅饼、浆果糖，甚至还有浆果汉堡包，同样出名的还有香气扑鼻的卡维隆甜瓜。但在阿古拉纳不产这种甜瓜，也没有浆果。这个村庄气氛阴沉，呈立体主义风格，而且破烂不堪，活像表面粗糙的拼贴画。在当地名叫“合作社”的咖啡馆里，村民们喝着酸红酒和搀了甜白兰地的浓咖啡（被称为“卡拉切诺”），玩着台式足球。那根原来用于操纵守门员的杆已不知去向。饱经风霜的木制足球运动员有的漆成白色，有的漆成蓝红两色，表明对阵的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家俱乐部。
阿娜在一条僻静、肮脏的街道边停了车，来到一座简朴的房屋前。她上前去敲那扇粗糙的、没上油漆的木门。我可以听见院子里地狱般的喧闹声，饲养的猪发出尖叫，几只公鸡暴躁地啼叫。到处是势不可挡的粪肥的恶臭。我捏住鼻孔，感觉就像《教父》第三集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唐米歇尔·考莱恩第一次拜访他祖先居住的西西里村庄。在那一时刻，我惯常的生活离得不能再远了。门半开着，我们进到里面。一个头戴扁平黑帽子的老头衣服齐整地躺在非常陈旧的床上，呼噜打得如同柴油机发动一般。他的脸挺像一个面具。母鸡在床垫上到处踩踏，想找下蛋的理想地点。床的下面，兔子睡在稻草窝里。房间没铺设地面，只有堆积的黑土。我们走进去的那一瞬间，老头从床上跳起来，拨弄一下壁炉里的火。然后他将几只橘子切成两半，扔进咝咝作响的平底锅里，再加入满满几勺粗制食糖。
“你们不介意我做些家制柑橘酱抹在吐司上吧？”他问道，在一根木棍上串起几块陈面包。
阿娜介绍那老头名叫乔瑟普。她告诉我他有70岁了。
他的模样像是有二百岁。
等乔瑟普吃完了早餐，我们跟着他去建在山上的一座传统式样两层的石屋，它处于村庄的边缘，部分已经过修复。它算不上孤零零，只是非常幽静。房子内部铺了瓷砖地面，每个房间都有壁炉。一个熟铁的蔓棚通向一个围起来的独立后院。我们周围都是盘根错节生长着的葡萄园，越过山丘，在山里延绵，伸展到我们视野所不及的地方。葡萄园的上面呈现比利牛斯东部山地的壮观景象，以及积雪覆盖的卡利戈峰—将近三千米高的顶峰。我们穿过的一个荒芜的花园里，长着一棵树根盘绕的老石榴树，沉甸甸的厚皮里葡萄一般大的石榴珠有一股浓浓的酸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达利的骗局 三（2）
这房子有好些年没人住了。它昏暗、阴冷、潮湿，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打开柜子看看，看到的有式样早已过时的套装、男人的衬衫、穿破的皮鞋和拖鞋，甚至还有男人的内衣，发霉的，修补过的，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泛黄了。一间卧室的架子上，我注意到有数以百计的奖杯。银的奖杯都发黑了，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房间里的家具曾有过它们的辉煌日子，如今风光不再。房间里到处是油画 —一只渡鸦、海滩上一只普通人的手、一具骷髅，一幅静物画描绘腐烂的石榴，两只蝴蝶太靠近太阳了，它们脆弱的翅膀像黄油一般融化了。还有一张海报，镜框里镶着黑白照片。海报和照片的画面上都用钢笔或铅笔潦草地签了名—挺独特的签名。霉菌已经在镜框上扎根。阿娜不知去哪儿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乔瑟普见我对那些绘画表现出了兴趣。
“阿娜的父亲画了这些画，”他说，“他不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估计他比周末摆摊的画家要出色。我至今仍能看见他坐在画架前，一厚沓旧报纸垫在他的拖鞋下面，以免油彩溅到地板上。可怜的人。你看见外面的熟铁蔓棚吗？就是他设计的。他人很好，可没能享受生活。他抽烟。他画画。他一次心脏病发作，然后就死了。他8岁的时候，就像老达利那样，在帽盒的盖子上画童话里的形象。他们是童年时的朋友，在菲格拉斯上同一个艺术夜校，可没有人把阿娜的父亲当画家看待。”海报上的文字是：“不同寻常的斗牛表演，向萨尔瓦多· 达利致敬！”
我爬上一把椅子，凑近了细看那些照片。一辆黑色的美国老爷车—像5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开进了菲格拉斯的斗牛广场，那里开始举行一场特别的斗牛表演。达利站在乘客座位上，穿着礼服上装，手里握着手杖，眼睛鼓出来，他涂蜡的胡子快要翘到天上了。斗牛场里到处躺着死公牛，拖着饰带的扎枪插在它们的背上，血从它们的脖子和肩头肌肉多处伤口渗出来。沙地浸透了血。有的公牛的耳朵被割掉了。达利正挥舞着手杖朝拥挤的人群致意。
“当然是一次为向萨尔瓦多·达利表示敬意的斗牛，”乔瑟普说，
我可以看到老头眼睛里的怒气。“他设计了海报，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对了，设计的时候……他朝上面甩了一团黑油漆。”
阿娜的父亲坐在黑色美国老爷车的驾驶座里，嘴角叼了一根香烟。他的样子像是青春已逝的唐璜，他的头发闪着润发油的光亮。他没有笑。他坐在那里并不愉快。看得出来，他感到羞辱。
还有更多的照片。达利从车里走出来。达利给死公牛祝福。达利接受人们的掌声，沉浸在荣耀之中。阿娜的父亲出现在每张照片中，总是在抽烟，总是在达利旁边，却从未占据中心舞台。
我试着破译钢笔或铅笔的潦草笔迹。这是用加泰隆语写的。“给埃利乌特里，我亲爱的老朋友”，后面是我熟悉的大个儿的达利签名，盖满了整个照片，几乎要遮蔽掉每张照片里阿娜的父亲。
“阿娜在哪儿？”我问乔瑟普。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吧，”乔瑟普说，“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那儿。”
我们走上山坡。葡萄藤上的果实呈棕色，像葡萄干一般又皱又小，味道却甜得令人难以置信。房屋周围的一切都皱巴、盘结，饱受日晒雨淋：葡萄藤如此，还有结着极小颗粒果实的橄榄树、遍布山坡数以百计的软木橡树也是如此。软木橡树的树皮在数百年间无数次被剥掉，用作瓶塞的原材料。乔瑟普踩过葡萄园，经过一处从山里滴下冰水的天然泉眼，往上走到了燧石高围栏挡住视线的一处小墓地。
达利的骗局 三（3）
“她女儿死了以后，阿娜断绝了跟家人的关系。”乔瑟普说。
“女儿？什么女儿？”
“你不知道？”
“不知道。阿娜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昨天我们刚认识。”
乔瑟普摇着他面具似的脸。“悲伤的往事，”他说，“真叫悲伤。过去的鬼魂总是回来，总是回来缠着你。你知道，阿娜结过婚。她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名叫埃利乌特里，跟他祖父名字一样。我们给这男孩的昵称是‘泰里’。他跟他祖母住在巴塞罗那。阿娜的丈夫是冠军赛车手。他人不错。多好的人啊，后来他死于一次比赛，我想是在葡萄牙。阿娜还有一个女儿。她丈夫死的时候女儿才两岁。葬礼后过了半年，阿娜开着她黄色的‘大众’车上了高速公路，女孩在婴儿座上睡着了。出事故了。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车灯碎了，挡泥板撞了个凹坑。在履行完必要的手续之后，她继续开车。等她们到了巴塞罗那，婴儿座上的女儿早已不在睡觉了。这小女孩死了。阿娜没有注意到，她女儿在事故中断了脖子。”
我叹了口气。
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墓地最外围的一角，山坡用作了骨灰瓮安放地。在岩石上凿出鞋盒大小的洞穴，用来安放家人的骨灰瓮。我远远看着阿娜。她摘了一束野花。她转动钥匙打开了岩石上一个壁龛的玻璃门。里面有两只骨灰瓮，一大一小，那个小的从我站的地方看，小得如同一只蛋杯。阿娜低下头，亲吻了那些花，将它们装饰在骨灰瓮四周，瓮里仍存放着她丈夫和女儿的骨灰。即便离得那么远，我们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声，乔瑟普也不说话。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着。
“乔瑟普？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我问。
“听说过疯女人莉迪亚吗？来自里加港的莉迪亚？”
我仿佛是从一次惊讶猛地跳到了另一次惊讶。
我当然听说过。在总统大厦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页面光滑、有关达利的书本里，达利都声称是来自里加港（与卡达奎斯相距不远）的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开启想象力橱柜的钥匙，把超现实主义释放了出来。在每一本艺术图书中，莉迪亚都是作为言行古怪的渔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败的海边棚屋卖给了达利。两间棚屋建在卵石海滩上，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加厕所，另一间是卧室兼画室—破旧屋顶下一个21平方米的单层空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任何可以让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让我们返回到1930 年，达利以250比塞塔的价格（当时值2美元）买下了两间海边棚屋，立即对木屋进行打扫，并买下了紧挨着的地皮和邻近的农舍。他栽种了柏树和许多棵叶子闪着银光的橄榄树。居室里则布置得杂乱无章。达利把面包皮用胶水粘在墙上，将系着旧外套纽扣的线绳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园子逐渐扩张，直到里加港摇摇欲坠的棚屋变成了奇幻的和迷宫似的伊甸园，达利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来年。这可是正式记载在艺术史书籍上的，接着便是达利如何创作《记忆的永恒》这幅无可争议的杰作的美丽故事，这幅画是在不够宽敞的、带朝北天窗的画室兼卧室里创作出来的。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加拉坐在达利旁边，房间里就这么一张舒服的椅子。她给他读他最爱听的德文书籍和杂志，尽管他不懂德文，一个词也不懂。诵诗声、词语轻快的流动，以及加拉近乎耳语的轻柔、连贯的话音，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达利平静下来，使他达到完全的放松。达利常说加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四只铃铛一齐鸣响。每当她给他诵读时，他就用法语称她是“四铃铛”。
达利的骗局 三（4）
他抬头看看钟。都快半夜了。
达利坐在画架前，陷入内心的幻想，努力想把一幅24×33厘米小尺寸的阿姆珀丹风景画画好。这幅画色彩鲜亮、景物孤寂。他一边还在听用摇柄电唱机播放的一张瓦格纳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咝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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