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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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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1）
在阿拉伯世界人名后面加“丁”这个发音习惯很常见，“丁”的意思是“宗教”，如“塔吉丁”、“萨法丁”、“萨拉丁”等。
核查中国的商王列表，18代（30个）商王中竟然有7人名中有“丁”。请注意，他们与阿拉伯地区的命名顺序都是一样的：名后带“丁”，“丁”出现于名字的最后，一个例外都没有。他们是：“太丁”、“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康丁”、“文武丁”。
对于这个“丁”或许还有人认为我又在牵强附会，因为在商王名字里，“天干”序号反复出现，“丁”只是“甲乙丙丁”之“丁”。这个“丁”是属于“天干”，但同时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可能——它正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含义才被纳入“甲乙丙丁”的“天干”序列。①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文中说过，“甲”就是“太阳”崇拜，“乙”就是“蛇”崇拜。也就是说，“丁”这个字在具有“天干”顺序含义的同时不排除它有以“宗教”、“信仰”的本意进入商王的命名习惯，并且位列“第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因为第一个原因就轻易抛弃这条线索。
我觉得以往在研究史前史时，人们过分强调“严谨”，过分注意学术研究方法在伦理层面的价值，惟恐被一些无聊的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胡说八道”，而不敢利用现有资料大胆试错，轻易否定了一些本来已属难得的证据，结果使得史前研究裹足不前。我再一次强调，史前研究由于资料难得，需要多使用所谓“牵强附会”的“加法”，而不要使用“严谨”的“减法”，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自寻短见。中国人恐怕过多注意“小心求证”这一端，而忘记要“大胆假设”了，这可能正中了朱大可先生所说的“中国史学界正在成为猥琐考据或庸俗实用主义的天堂”的结论。
假如上面的“丁”大家认为是特例而不足为证，我们还有其他的例证可以继续补充论证。假如仅只因为说服力薄弱而放弃这些证据，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其实中国“天干”的起源本身还是个谜，或许弄清楚“天干”的起源后，商王名字里的“丁”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商王名字里还出现了“甲”，“乙”，“丙”等一系列“天干”。按照张光直的一种推论，30位商王很可能并非出自严格的一个家族，而是几个王族轮流执政，那么被称呼为“丁”的这个家族可以考虑来自一个家族之内，他们因为统一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命名习惯而出现于商王的队列之中。其他称呼为“甲”的可以考虑有“太阳”崇拜，称呼为“乙”的可以考虑有“蛇”崇拜，名字带“丁”的一方面可以考虑是某种宗教的特指，比如“萨满教”等。“干支”体系的运用被商的后裔非常看重，这似乎是一个与商朝基本同期而起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关“丁”的疑问可以继续留意，它不是惟一得到怀疑的问题。商王名字中还有更为惊讶的发现。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再说他们是巧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了，加起来他们将是四个元素的巧合：两个字以及他们的顺序。
同时期也门贵族和国王都有叫“祖”的习惯，比如也门人说“祖·里丹”，意思就是“里丹”这个地区的“领袖”、“国王”等。“祖”的意思为“最高领袖”、“大酋长”等。商王里面竟然有5人次以“祖”命名：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
“祖”的使用规律只出现于也门人名的前面，而这5个中国商王名字的“祖”竟然也全部出现在名前，两地的命名规律一模一样、分毫不差！“·”这个分字符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点符号，假如商王知道我辈的标点使用方法，那么以上中国商王的名字将是：“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继续的推论是，中国在商朝期间有十个按照天干分出的不同地区或家族。实际上很可能是九个州围拱于一个核心的王。
无论是“丁”还是“祖”其实都能看出来，这都不是商王的名字。除“汤”之外我们还知道“纣”实际上就是“帝辛”。所以上面提及的多是商王的封号，更能看出来“祖”实际上就是类似“大酋长”或“国王”的一种称谓。我猜想，或许在商朝时期，某些“大酋长”具有祭司的身份，某些朝又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分别。我们知道“武丁”在为王的同时也具备“大祭司”的身份，在甲骨文里不断出现的由他主持甲骨占卜的记载也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人说从商朝的宗教信仰系统里隐约可看到“上帝”崇拜的痕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商朝的“上帝”古音接近“Shadai”，与同期犹太人的发音接近。还有人认为甲骨文的组字规律里似乎隐藏着《圣经》的某些宗教意味，甚至有专著出版解释类似的见解（指“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The Discovery of Genesis”），比如“贪婪”的“婪”指一个（女）人在林下受到诱惑，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对照也门当时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比较可信的。很早也门地区就接触到了犹太教，不过他们主要还是拜物教。这也合乎中国商朝的情况，因为占卜是犹太教不允许的，商朝却同时盛行占卜。不同的文化因素有时会统一在某种文明中。无论如何，中国的商朝宗教是个可深加探索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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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2）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商朝从文化到政治王权以及经济命脉，甚至宗教，与也门“麦因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两地文字的关联，殷墟中阿拉伯绥贝的大批出现，还有明显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石雕人像在殷墟的出土，都向我们表明：中国商朝一定与古代南部阿拉伯地区有着频繁联系！
或许有人会在这里希望我评价半年前出版的《向东》一书的体系，因为这里的叙述与那本书里的“夏商周”起源有一定差距。本书采用的是直接的世俗话语，而《向东》一书采用的是《圣经》的宗教话语体系，两者采用不同“语言”描述同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南辕北辙，但事实上可能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看见的关联。企图否定《圣经》的联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从逻辑角度又像是在犯“严谨”的错误。不要急于去否定那些没有充分根据否定的资料，包括《圣经》。《圣经》不仅是我们几乎惟一的资料来源，而且某些部分还是相当可信的资料来源，我会一遍遍重读《圣经》来补充我的思考。
估计会有人再次提出人种问题，我有个简单的说法。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有同宗的成分，他们最终有些差异也是正常的。人种或面貌的成因很复杂，首先是因为环境的相对隔绝造成的各自特点。3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与中东人发展成目前各自的样子更是有情可原。同时还要加入人口流动的因素。至于中原地区的人种形成，每一次来到中国腹地的人们都会把男性战俘杀掉，留下女性，久而久之，中原的人种特点显示出的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女人原有的特点，而不是后来到达这里的（男性）征服者的人种特点，这个因素一定也要考虑进去，因为“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人的。
中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新疆人，他们部分人在我看来属于以色列在2700年前“失落的10个部落”，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迁徙而来的，男女配偶多是原汁原味的欧罗巴人种。这就是中国境内东西部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般回民则因为在婚姻中不与外族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人种特点。实际上大家多数都是同源，只是到达中国时间的早晚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才使几个群体看起来不同。几千年来不同的饮食习惯相信也是可以改变一些面貌特征的。假如说“回民”是唐以后从阿拉伯地区而来的人，那么中国汉人很大一部分就是从4000年前一直到唐代的早期“回民”，两者的区别只取决于时间早晚与混血程度。
但无论如何，我关注“差异”胜过关注“统一”，为什么东亚地区有相对统一的特点而与外部形成整体的差异，我认为大约在夏前后可能有一个民族曾经在东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很大，所以大多数的后来者都被他们同化为今天的所谓蒙古人种。我推测他们为夏人，或者距离夏很近的之前的一批人，是来自红海的黑白混血人。
假如有人问到“三代”时期外来民族的密度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建国后的外来人口问题。我们以黑人奴隶贸易的结果来看就很清楚了，即便远隔重洋，即便黑人极力抗争，依然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最终在美国落地生根。黑人在美国今天的成分或许可以约略可以看做“三代”移民在中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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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1）
无论“夏商周”与阿拉伯地区有着怎样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夏商周”只是中国在3000年前的国家或民族之一。“夏商周”存在期间附近的方国成千上万，它们三者仅只是最大而已，不可一叶障目以为天下只有“三代”。中国古代的文明以及人种形成要比我们想像到的复杂得多。
张光直先生曾经说：“据顾祖禹（1624…1680年）的统计，夏禹时代有国万余；到建立殷商的成汤时，存者三千余国；至灭商的周武王时期，商余一千八百国；东周初年（公元前771年），存一千二百国；迄春秋末年（公元前481年）仅剩下百余国，而可称大国者唯十四”①。
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世界“小国林立”，并不是今天想像的那样统一，它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自由散漫状态，更给人口的频繁自由流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初的也门地区实际上也差不多，几个王国错落并立。
常常翻阅“夏商周”三代王表，我产生了一些迷惑，但也有了一些新的设想。
从现有的“三代王表”看（参见本书结尾“附表”），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共性。比如“夏王”多为单字，商王多用“天干”，周皆为“王”。从夏商周一直到秦来看，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升格”：夏、商从王表上看其实他们都没有被称呼为王，他们只有名字，很可能这个期间的首领只是相当于酋长类；但是到了周，“王”出现；到了秦则更是由“王”而“皇”。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最直接的答案是，东亚在逐渐强大，东亚在逐渐脱离某种势力而走向独立。一直控制他们的人是谁？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个控制手段？这是个问题。
另外，关于三代之间的宗亲关系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假设。我则直接去他们的名字里去寻找共同点。三者宗族里都有名“Qi”者，夏为“启”，商为“契”，周为“弃”。另外一个是“kang”，夏王有“太康”、“仲康”、“少康”；商王有“太康”和“康丁”；周王直接有“康王”。以上皆可视作三者之间的文化关联。名字，尤其是帝王的名字或者封号，肯定是当朝文化的一种象征。
我有一个特别重大的设想：中国“三代”不是一般的联姻，他们是同宗的；后来才慢慢分化为不同的“国家”。
并且，上面我们提到过的三个“Qi”实际上为同一个人，“商朝”就是由“夏启”的另外一个后代发展而来。“商契”12代后有“商朝”，而这个数目“12”恰好与“夏启”之后的夏王到“商汤”的数目基本一致，15人。“夏启”实际就是“商契”。从商契到商汤大约12人平均一代为大约33岁，从夏启到商汤大约每代平均为26岁，都比较可信，并且我尤其倾向于后者。
可以假设这个“Qi”有很多儿孙，以至支系还延续到西伯周朝。“周弃”之后“十一代祖先”加上“古公dan父”、“王季（季历）”和“文王”才有周朝。周朝在“三代”最后，理应“Qi”与周开国帝王之间有更多代才合理，最好是20代左右才更符合我的推理，但遗憾的是只增加到15代，这将意味着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夏启”到“周武王”的大约1000年间是由15人跨越的，确实有些牵强，但据说文王百岁（可查具体），剩余大约900年由14人平分为65岁。此间还需考虑，由于“文明”的发展，时代愈近帝王的年岁应该愈长，商武丁一人在位的时间就有59年。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缩短，实际上它是由于历史的“模糊”造成的。依照《圣经》来看，有继承权的人才入家谱，没有继承权就不写下来。周朝距离夏朝最远，在夏朝时周朝无望为王，到了商朝依然还有遥遥500年，转眼1000年就过去了，这对于周人详细回忆他们的祖先造成了困难；尤其是假如过分在意自己的族系会被看做嫌疑谋反就更会加重这个困难。商朝与“夏启”之间只有十一代，他们的世系很快就能追溯出来，但周却因为距离遥远而模糊了很多代，只知道最尊贵的“Qi”是他们的祖先，最近的几位祖先也记得，所以这个“15代”可能只是个大约数。
对于“Qi”这一推断我还有一个怪异的资料提供，我知道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让大家接受（甚至是逻辑的接受）都很困难，但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在此后的一本书里大家将不再会为之感到突兀。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小岛上有一个古老的神庙，它的名字叫“Hagar Qim”。它的时间一般推断为4500年前左右。前者可以翻译为“夏甲”，后者可翻译为“契”“启”“弃”“齐”等等，合起来就是“夏启”。当然推断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夏朝的国母“夏甲”是可笑的，但是不敢猜想这或许是与“夏甲”有关的祖先一支也是“不严谨”的。到底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等到夏甲的身份彻底清理之后才有结论，不过对于他们之间为什么可以发生关系我有一个简单的结论：通过腓尼基人，而夏甲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的一个祖先①。
三代的族源之近是可以想像的②。实际上夏、商两代都在河南偃师建都，相距只有几公里。第一代的商成汤在这里建都，是不是可以推测他们两者本来就相安无事呢？也许商就是夏的一个支系，后发灭夏而已。
另外，当时存在于中国的方国成千上万，为什么单单强调记录了此“三代”，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族源关系，所以只记录自己的家事，无关的就根本不记存，并且也只有这个民族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如犹太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三代”。连南方三星堆那样的方国竟然没有人记得，不失为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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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2）
假如以上推论成立，则我们只需要证明“三代”任意之一与红海的联系，其他两朝的族源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末代君主夏桀的名字“履癸”是夏王中惟一包含“天干”的，他是夏王中的最后一位，与商王的取名方式一致，具有文化上的承上启下作用。这说明了什么？要么说明了“天干”文化的起源在夏商变化之际，要么说明了他们夏与商的同源，或许还暗示了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大的历法变革。“天干”的出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天干”的来源在哪里，是个关键。遗憾的是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先生在《国文语原解》中认为，“若从两方面尽搜罗其异形异音而校合之，安比二十二文，非即腓尼西亚之二十二母乎？①”不仅梁启超认为干支系统与西方可能有关，而且直接把腓尼基（即腓尼西亚）文字直接与我们的文化对应起来就很有意思。难道他也注意到中国的文字与腓尼基有关？这个问题不得而知。郭沫若则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认为，十二地支起源于巴比伦②。不过爱国学者为这些说法感到气愤，提出了另外的干支在中国独立起源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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