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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即增至二百六十五万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有三百九十一万个。每天有至少四亿人在同一时间走进食堂里面去。有人却一边吃着不要钱的饭，一边念着一首顺口溜：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食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春耕忙。　　
　　“吃饭不要钱”的建议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时为1958年8月。看来这唤醒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于率领农民征战南北的辉煌时代的回忆。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到这个时候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18）
今天稍有常识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是深信不疑的，这自然是起因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　　
　　不消多说，对于生产“乐观的估计”是人民公社诞生伊始的一大特征。公社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将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财物收归己用，但这毕竟不同于强盗的掠夺财物。强盗的掠夺一经得手，即可呼啸而去，人民公社却要将集中起来的财物用来生产更多的财物。当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天堂”里面一个最美好的梦，即使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人也会振振有词地念叨“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这一句话。但是，如若物产没有出人意料的增长，以满足人们膨胀的欲望，又焉能让梦想成真？　
　　在1958年盛夏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记录都在证明，这种乐观的估计已经从共产主义时间表的设定，转移为农作物的产量。接着就发生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离奇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上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创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了7月，纪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纪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个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纪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省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　
　　这时距人民公社的成立还不过一个月，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党的人民公社方针的成就。几乎所有的人，官员、记者、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最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推波助澜。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在报纸上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五十万公斤番薯、三十万公斤甘蔗、二万五千公斤水稻的事实。诗人们也欣喜若狂，写出无数颂歌，把乡下的土墙贴得花花绿绿，其中一首这样写到：“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另一首是：“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丝怀疑。他们说，植物不可能无限制地生长。于是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长有限论”。毛泽东开始信以为真，他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面之词，就连连感叹“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另一位科学家这时候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虽然没有证明增长可以无限，但却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公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这样一些数字，就可以对当时共产党内弥漫着的乐观气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粮食的年度产量计划，原来指定为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夏天，政治局发表的会议公报说，粮食的产量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三千到三千五百亿公斤。秋天的几个月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更加热烈的气氛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全年的粮食产量将会达到四千亿公斤，甚至五千亿公斤也有可能。不过，如此离奇的数字终于使毛泽东产生疑心：也许粮食的产量中真的包含着虚假的部分？他召开一系列会议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这些数字经过折扣之后再予公布。但是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仍然相信粮食的产量将是三千七百五十亿公斤，把这作为本年度的最后统计予以公布，以证明人民公社的一鸣惊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员、八十二位候补中央委员和三十个省市区的书记们，谁也不会想到，实际的产量只及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会想到，这里面埋藏着日后农村的可怕的饥荒。

照过去方针办（19）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话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但是，为人民公社的种种奇迹作出牺牲的决非仅是狗，还有其它生物。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们国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积弊衡之，种种愚昧的存在本身并非意外。问题是这些浮躁和残忍的一意孤行，何以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成为无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大都会说到由战争中崛起的国家大政主持者，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这多少有一些道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富于天才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济的天才。不过，个人的贤愚得失最终能够左右大局，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既成制度中缺少遏制个人行为的力量。　
　　无论当事者还是后来者，总是认为1958年的中国非由毛泽东个人的行为铸就，而是一种集体过失的结果。错误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薄一波还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作为个人，在当时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纠正。的确，毛泽东的洞察力尽人皆知，其感觉的敏锐也总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心里升出一股强烈的不祥之兆。他可能有些后悔，至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以致开始失眠。这种感觉驱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这年12月的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路的表现之低沉，以及对于形势的冷漠，恰如他自己曾经尖锐批评过的保守的右派。他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方针。当他的同事用着一种惊讶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当一点右派”。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刻薄地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甚至他对一向信任的吴芝圃也开始反感起来，此人这一回没有能够洞悉局面的变化，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狂妄：“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等到火车开进武汉，他就对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照过去方针办（20）
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他这副大杀大砍的神情，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们似乎也是从这时起才发现，他们面临的原来竟是一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也纷纷把毛泽东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的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然则这种出自善意的评论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党的方针本来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之后才表现出来，并且在日后还将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力之后，仍然不肯改变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确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1）
大错已经铸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们国家的历史便翻开了最为悲壮的一章。　
　　食品短缺从1958年12月开始，政治局起初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虽然对于丰收的统计数字怀有疑虑，但仍然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百分之十，就足以反映实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