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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五十九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财物，包括八百四十一元八角人民币、三百二十六斤粮票，以及五百五十一斤粮食、二百一十二件衣服和二十双旧鞋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风起青萍末（12）
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五十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五千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1977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1978年1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无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二十七。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五十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两千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团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无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照过去方针办（1）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五十年代初期肇始，六十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的时候，就已初露峰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乎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求是》杂志，1989年第23期。）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储安平：《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载1949年《观察》6卷2期。）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二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二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入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诸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照过去方针办（3）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六千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鸟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七千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79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六亿人中五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