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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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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看来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发达。与那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捐资行善的绝对数额和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极低的。很多生活悲惨的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这种现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中国人并没有穷到无力助人的程度。看来，中国人在乐于助人方面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现实情况无可否认，但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导致某种结果的因素往往很多。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贸然认定某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要想就中国人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下结论，稳妥的办法是观察一下中国人在其他社会环境中是不是同样冷漠无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从那时起，上海地区成立了许多善堂，实施各种慈善行为，向穷人发放衣服、粮食和药品，掩埋死者，收养弃婴，等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种慈善机构为数众多。一时间，上海地区“善堂林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进入地方自治时期。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时，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外，针对大量贫民进入上海的社会变化，各家慈善机构广泛开展了收容和教化贫民的活动，成立了贫民习艺所。这种慈善活动为进入上海的贫民提供了安身之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社会常识和职业技能教育，帮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民间慈善机构的这种活动，意义可说重大。不仅帮助那些贫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培训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慈善活动对于上海城市凝聚力的增强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养，作用极大。
上海是在一个小县城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并无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共同观念。针对进城贫民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塑造了上海城市居民的共同意识。没有这种活动，大量涌入的贫民不但是对城市秩序的巨大冲击，还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刻分裂和持久隔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上海就能从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文化意识和强大经济实力的远东第一都市。可以说，民间慈善团体的积极活动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建立完整的政府体制。随着上海市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公立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但民间慈善机构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上海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慈善机构的实力也逐渐壮大。据计算，当时的慈善机构在冬季施舍的米的数量可以供一万人吃两个月。由于受助者不会只吃这些米，多少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因此，这个施舍量至少可以帮助数万贫民度过冬季。医药卫生方面，慈善机构每年可以提供数十万人次的免费诊疗。当时上海市的人口总数是三百万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免费诊疗。民间慈善机构实际上已经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最低医疗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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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贫民以外，民间慈善机构还在收养弃婴、收容无劳动能力者、灾害救助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慈善机构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但就当时的生产水平而言，上海慈善机构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庞大。
慈善机构资金的两大来源是房地产租金收入和捐款收入。少量团体可以得到政府补助。从整体来看，拥有大量房产的慈善团体不多，大多数慈善团体都依靠自发的捐助筹得资金。完全依靠自发捐助虽然有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但在资金总量上，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成就不容小视。
据统计，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财政规模达到了300万元以上。仅看数据并不能理解这个规模的大小。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开支比较一下。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各项开支合计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的资金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
实际上，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行政机构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而社会福利则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这种局面现在当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基本全由政府一手办理。民间力量由于没有发挥的空间，自然趋向萎缩，而这种萎缩又进一步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间慈善的规模甚小，中国人似乎非常吝啬，不愿意助人。实际上，与其说中国人缺乏慈善心，不如说中国人的慈善心被全面控制社会的大政府成功压制了。
2006年，北京地方财政支出为1200多亿元。这一年北京市的慈善事业的开支总额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数据。但估计包括政府办的慈善机构在内，总开支也决不会达到财政开支的40％。能不能达到4％都很难说。
目前，由政府全面建设福利保障体系的呼声很高。由于近年来税收大幅度增长，政府在这方面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人们，政府做事的效率很低，浪费惊人。为了防止官员*，社会还要承担大量的监督成本，因此，政府来主办福利保障体系，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必将造成无穷无尽的浪费和*。社会整体的慈善水平也不会很高。许多需要救助的人会仍然得不到救助。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中国人缺乏慈善心，所以舆论甚至不能设想由民间来承担社会福利保障的主要职责，大家认为，那样只能造成社会福利保障根本无从建立。但是，历史表明，中国人其实是乐善好施的人群。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那么不发达呢？
在慈善事业中，慈善机构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捐资行善的人虽然有足够的善心和财力，但他并不掌握行善所需的信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缺乏信息，就会给骗子提供机会。而管理能力不足，也会使得善款的使用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慈善机构的作用就在于为捐资行善者提供信息和管理。
由于慈善机构的专业化工作，即使扣除他们必要的工作经费，捐资者的善款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如果捐资者自己直接去寻找受助者，往往效果更差。最近国内已经披露出好几起类似的事件，捐资者往往陷入被骗或者被利用的境地。这并不是偶然的。可以想象，这些捐资者的被骗，将使得无数本来想要行善的人往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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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怎样保证慈善机构的诚实可靠和工作能力呢？靠竞争。企业要面临竞争，要使消费者相信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加质优价廉，慈善机构同样要面临竞争，要努力让捐资者相信自己的诚信和操作能力。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慈善机构将募得更多的善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那些行为可疑、浪费低效的慈善机构只能逐渐萎缩，直至消亡。目前国内的许多慈善机构——他们往往是由政府主办的——在诚信程度和工作能力上都不尽如人意。他们果然也没能得到大量的捐款。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那是极为荒谬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但中国人也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有效地识别出那些骗子和不可靠的人。指望着人们把钱大量捐给蛀虫，是办不到的。
因为同样要面临竞争，所以，慈善机构和营利企业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区别仅仅在于慈善机构并不以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它同样以一种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就是捐资者的道德满足感最大化。慈善机构并不是存在于市场以外，补市场之不足。慈善机构其实就存在于市场以内，遵从市场的基本规律，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完善的国家，慈善事业越发达。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更有善心，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使他们的行善愿望有更多得到满足的机会。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充分发展。在不完善的体制下，民间创办独立慈善机构的空间受到极大压制，甚至根本不可能。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慈善之心。中国人缺乏的，是自主行善的机会和条件。
看到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现状，要做的不是空洞地谴责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而是要尽量给他们创造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当人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一定会有许多人选择无私地去帮助他人。这种基于道德和自愿而建立起来的福利保障机制，其效果要远远优于强制再分配机制。自愿帮助他人不仅使受助者得益，捐助者自身道德水准也很有所提高。在满足经济效率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其他体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同样，在满足人们道德追求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有着无可动摇的优势。
美国参议员和中国银元危机
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联为一个整体，各国都会从中受益。但全球化也对各国的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制度缺陷有可能被放大。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主动进行制度变革尤为重要。
在中国，银子是货币的代名词。中国人用银做货币，由来已久。明朝中后期，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开始居于核心地位。到了清朝，已经形成了大宗贸易用银两，民间小额交易用铜币的局面。从那时开始，中国已经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世界上，也有其他一些国家采用银本位制，但到了1870年左右，虽然市场中仍有大量的银币流通，但绝大多数国家采用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主流。另一个银本位大国印度于1893年放弃了银本位制，1899年采用了金本位制。到了193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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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本位货币上的这种差异造成了一种局面：白银在其他国家只是一种普通商品，而在中国，白银却是经济体系的核心因素——货币。
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先来看看白银在世界上的主要产地分布。
虽然实行银本位制，但中国并没有丰富的白银储量。流通货币所需的白银大量依赖进口。“墨西哥鹰洋”（一种墨西哥货币，因表面铸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在中国货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美洲是世界白银的主要产地。这其中，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首先，美国本身就是产银大国。1920年代，美国的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2％；通过投资，美国人还控制了加拿大银产量的34％、秘鲁的87％、中美洲的89％、智利的83％；合并起来，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对美国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同时，白银价格也就必然会受到美国国内政策的重大影响。
美国的白银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犹他、爱达荷等七个州。虽然这七个州的人口总数不及东部的新泽西一个州，但美国国会两院之一的参议院中所有州的参议院席位是一样的，都是每州两个。所以，七个产银州就成为了美国国会中的一支重要势力。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为了在其他问题上得到这些参议员的支持，“为白银做点事”是非常合算的。
对这些产银州来说，最好的局面自然就是白银价格能够居高不下。这样既可以使银矿投资者获利丰厚，还可以尽量保持各州的就业率。因此，当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出现下跌时，这些参议员就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通过大量收购来维持白银的市场价格。
政府购买白银所需的货币来自于他们新印出来的白银券。这自然会带来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是另一个实力强大的国会集团——农业集团所需要的，因为通货膨胀可以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两个国会势力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一起，共同促成了1934年6月《白银购买法案》的出台。
该法案命令美国财政部长采取各种方式在国内外购买白银，直到每盎司（克，约合中国的半两）白银的市场价格达到美元为止。
法案生效以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在国内外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虽然始终没有达到法案要求的价格水平，但白银的市场价格确实因此出现了大幅上涨。到1934年底，白银价格上涨了；1935年，价格进一步上涨。
《白银购买法案》的作用只是让美国纳税人为白银生产者提供补贴。这种补贴并不会产生什么经济上的正面收益，只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一个局部问题。毕竟，白银仅是美国的一种普通商品。其他一些不采用银本位制的国家，即使仍有银币流通，银价的上涨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当银价超过了银币面值以后，人们只要把银币拿去回炉重新铸成银块就可以避免损失了。
但是对于中国，麻烦可就大了。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大量的银币囤积在上海的各家银行的金库里。当银价上升时，为了追求利润，这些银行就纷纷把储存的白银运出中国，投入到世界白银市场*利。一时间，上海港出现了巨额白银上船出口的景象。1934年8月，上海的白银输出量比7月猛增了倍。到年底，上海存银总额已从亿盎司降至亿盎司。上海以外的其他金融城市和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出现了大量白银外流的情况。除了合法的出口，白银走私也大量出现，遍布华南、华中、华北、西南等沿海沿边各地。1934…1936年，经海关及走私渠道，中国一共外流白银64531万盎司，约合亿元。这些外流的白银大多流向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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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白银外流，直接造成了中国的银元危机，也就是通货紧缩。市面上的银元急剧减少。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白银价格的上涨使得中国的币值大幅上升，降低了出口，增加了进口。很快，中国就由原来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这种逆差进一步加大了白银外流。
通货紧缩还造成了国内物价的惨跌。1934年7…10月，物价下降了，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农村地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加之气候不利，1934年，中国农村地区出现了经济大衰败。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大量减少，最终引起了金融体系的危机。先是利率上升，接着出现了储户在银行挤兑现金。第一吸储大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储蓄额减少了3000万元，下降了18％。上海、天津、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大量钱庄倒闭和银行危机。政府不得不以高价从香港购入白银，以支持市面基本流通的需要，挽救金融系统的危机。
银价的大幅上升，使中国的经济面临着整体崩溃的危险。
当时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了，正是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了中国的银元危机。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递交照会，指出美国的白银政策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中国政府还采取了打击白银走私、开征白银出口税等措施以抑制国内银价，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继续原有的白银政策，中国国内的银价没有得到控制。
最终，中国政府于1935年实施了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并将这些白银出售给美国，换来的外汇，作为发行法币的基础。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此次改革使得中国成功摆脱了由于银价上涨而造成了的银元危机，在制度上摆脱了被金本位列国包围的银本位国家的不利境地。法币改革以后，“国币价值已脱离伦敦银市之羁绊”。
依靠法币改革，中国成功终结了银元危机。这揭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固守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经济制度，那很可能要陷于不利的境地。白银对于中国是货币，对于其他国家却是普通商品。白银价格的意义自然对于中国和对于其他国家大为不同。结果就是，一旦其他国家有了变更白银价格的需要，中国就要被迫受到牵连。现实果然如此，美国总统为了讨好几个参议员，决心“为白银做点事”，可万里以外的中国就因此掀起了惊涛骇浪。
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的办法只能是，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之中，采用世界通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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