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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就设在今天香港汇丰银行的所在地。140多年来，这个地址始终未变。一个月后，上海分行正式对外营业。
　　汇丰银行成立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商业体系自我发展完善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不是仅有简单的买卖双方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还需要大量的辅助机构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的运行准则。这些配套的服务机构，几乎都可以通过自发的交易活动产生出来，并使得整个商业体系更加完善、更具可靠性、效率更高。这其中，银行具有核心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银行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银行为交易者提供的资金支持和专业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交易的便利程度，推动商业贸易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事实上，许多现代的发达商业体系，都是围绕着银行建立和运转起来的。
　　中外贸易的初期，交易活动尚属简单，这时，所需的金融服务可以由大洋行兼营，但是，当贸易活动逐渐深入展开，规模越来越大时，就必须依靠经营能力更强、更具实力的银行来提供金融服务了。汇丰银行正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适时登台。在发起书中汇丰银行指出，要以贸易对金融的全部需要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也就是说，汇丰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业务为追求目标。
　　也正是因为汇丰银行的成立符合了当时商业界的需求，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这些人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活动的历史，同时又具有高度的国际性。
　　不过，虽然汇丰银行的成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但当时两个最具实力的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却偏偏不在支持者之列。原因很简单。这两家大洋行兼营着金融业务，而汇丰银行的成立当然意味着要抢走他们这部分的业务和利润。于是，尽管汇丰为这怡和和旗昌保留了发起人的位置，但他们还是拒绝入股。于是，一家目的在于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偏偏没有得到两家最大洋行的支持。而且，怡和洋行还在汇丰银行获取执照时极力加以阻挠，试图阻止汇丰进入利润丰厚的汇兑业务。但是，汇丰还是在正式营业后的第二年（1866年）得到了营业执照。当年的12月，旗昌决定加入汇丰。怡和则继续和汇丰在市场上对峙，但在1877年，怡和也最终成为了汇丰的合作伙伴。　。　想看书来

古代中国（17）
怡和和旗昌的行动当时给新生的汇丰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后来看起来这其实不过是一段插曲。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洋行集团，早晚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化银行。除非是中国的贸易活动走向萎缩，或者是汇丰的表现不能胜任，否则汇丰自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汇丰的市场表现十分优异，在几次市场竞争和金融危机中都战胜了竞争对手，最终占据了中国贸易金融领导者的地位。
　　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设立分行的银行相比，自然在信息联系方面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与汇丰银行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而且，由于总行设在香港，汇丰银行正如其发起人设想的那样，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在承办香港政府的官方业务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原来由汇理银行经办的香港政府往来账户转由汇丰银行办理。汇丰银行还很快得到了发钞权，可以在香港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些都标志了汇丰银行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银行，如果说是一种特殊行业的话，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对于市场基础条件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作用。简单的商品买卖业务，即使在制度条件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成功进行，而高度依赖信用、交易周期很长的银行业，必须在足够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出现和发展。而一旦制度条件成熟到可以发育出健全的银行体系，那就标志着市场体制达到了相当的完善和成熟程度。汇丰银行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19世纪汇丰银行在香港上海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却因受制于制度条件的不足，依旧停留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大发展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提出对于金融服务业的更高要求。这时，如果没有对市场的刻意阻碍，市场参与者会自己创造出适合需要的金融机构，为自己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而如果因为存在着对市场发育的刻意阻碍，使得这一进程不能顺利进行，就会造成市场的发展规模和内在规则之间的不平衡，这时，就会出现许多看上去好像是自由交易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被销售资金的难于回收所困扰。企业往往要承担很长的账期及由此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局面实际上正是金融服务落后的结果。下游的商业企业由于很难从银行得到流动资金，于是只能采取占压上游供货商货款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现金流问题。而这必然带来信用不足、压制生产、风险增大等问题。如果在产业集群地带可以自由发展出为当地企业服务的地方银行，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和整理企业间的债务问题。高度的商业道德只能产生于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落后状况造成的损耗将越来越大。希望汇丰的重返中国标志着中国金融行业大发展的开始。如果说，在金融支持不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取得惊人的发展，那么，当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出现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是无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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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
一百个存折的故事
　　金融体系的封闭落后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已经越来越明显。尽快实现金融行业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已成当务之急。只有开放才能解决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只有开放金融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并不缺乏经营金融的能力和天赋。民国时期，中国拥有相当发达的金融业。上海、天津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中国拥有一批世界水平的金融家。金融业的这种发达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拥有着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体系。
　　在许多人看来，银行是一种颇为特殊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大不相同。公众的这种观念，是金融业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特殊行业嘛，自然应该执行特殊政策。但实际上，银行和其他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不是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商品，银行经营的是货币。货币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一种商品。所以，银行同样是买进卖出的企业而已。
　　民国时期，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金融业的，在当时人看来，银行就是把钱倒来倒去，以此牟利的一种买卖。所以，那时有人投资开办银行，是很平常的事情，和投资开办饭馆、戏院、贸易公司没什么区别。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不富裕，大家都缺钱，缺者为贵，于是，使用货币的成本，也就是银行利率就比较高。经营短缺的商品自然比较有利。于是，那时的银行、钱庄为数不少。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围城》里方鸿渐的岳父就经营着一家“点金银行”。
　　1915年，一个叫陈光甫的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虽然当时的银元购买力很强，但10万元也不算是大数目。这样一家小银行，本来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却因为其独特的经营方针，在金融界一时独一无二。这家小银行别出心裁地开办了小额储蓄业务，并且一元起存。
　　银行经营储蓄业务，在现在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在当时怎么会成为另类呢？当时，一家典型的银行是这样的：几个出资的股东，可能是有财力的生意人，也可能是宦囊鼓鼓的官员，各自拿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来，凑成股本，银行就办起来了。然后就用这股本向工商企业放贷，赚取利差。
　　这种银行，是企业家的助手和工具，调剂企业家彼此的资金，并不打算面向大众。这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一百万元，也许一个大股东就可以拿出来，而如果想从普通大众那里一元两元地凑齐这一百万，自然繁琐麻烦。所以，那时的钱庄、银行对小额储蓄都没什么兴趣，即使接纳一些，也不付利息。换句话说，那时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愿意开办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自然引人侧目。当时的金融界对此一般都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生意没什么意思，不是发展的正道。更有人认为，陈光甫只不过是在“做秀”，于是，有人便打算戏弄一下这家小银行。
　　这日，一个人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对银行员工说：“听说贵行的账户可以一元起存，那么请给我开一百个存折，每个一元。”
　　银行员工一听，顿时气上心来。这明明是故意刁难。员工忍住火气，对来人说：“先生，请您稍等。”然后就转身奔向后面，去找总经理陈光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2）
听了员工的话，陈光甫立刻意识到，这肯定是同行的故意刁难。员工气呼呼地说：“干脆把他轰出去算了！”陈光甫急忙说：“那可不行。你就给他办一百个存折。不但要办，还要服务周到，态度热情。”
　　员工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陈光甫的用意。他回到柜台，热情有礼、不厌其烦地为来人填写登记，办理了一百个一元的存折。来人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时无言以对，拿上一百个存折，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经过这件事，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名声大噪。上海普通民众真正相信了这家银行对小额储蓄的欢迎态度，纷纷把钱存到这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就此快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陈光甫，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金融家。
　　陈光甫的这种经营方针，固然有其“服务大众”的理念作为支撑，但能够行之有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开辟了银行经营的新思路。陈光甫认为，一般银行那种主要依赖大投资的筹资办法，看起来省时省力，却有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大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撤资，银行就会立刻陷入资金困境，甚至会因此倒闭。而广泛吸收小额存款，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因为资金来源众多，反倒稳定安全。而且，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制约，银行的经营者的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应该变成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应该成为银行的大多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百个存折的故事展示了一种银行经营的新模式，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故事则提供了更多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储蓄银行是影响最大的银行。甚至许多人认为，银行就是储蓄银行。对于储蓄银行来说，资金安全最为重要。储蓄银行涉及千百万中小储户，一旦出现资金问题，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加强政府监管、限制银行业开放，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就成为主流观念。可是如这个故事所说，储蓄银行实际上是一种较新的银行经营模式。并不是银行经营的唯一模式。那些依靠少数股东筹资的投资银行同样是银行经营的重要模式。这种银行对资金安全的要求并不高，即使出现经营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只会损害少数投资人的利益。
　　但是，因为金融业的封闭和垄断，这种银行在目前的中国同样不能出现，这就给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这种局面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信用问题，比如三角债。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服务水平低下。大型银行对小储户的歧视性政策层出不穷。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基层网点的大量合并取消，普通民众往往干脆失去了得到金融服务的机会。许多人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上。他们很可能会失望。
　　对于全球性、全国性大银行来说，中小储户确实不是经营的重点。这些大银行的比较优势不在这里。大银行耗费巨资建立的全球性、全国性网络，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于为区域性的中小储户提供服务。那些对大范围、大数额、多样化的资金流动有需求的大客户才是合适的服务对象。那么，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由谁来提供？只能是由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来提供。这就涉及金融业的对内开放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设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时，上海已经拥有大量银行。但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不可能开办这项业务。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放着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信贷业务不做，而去辛辛苦苦地为存取几元、几十元钱的小储户服务。
　　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主要的银行都是全国范围的大银行，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大中型的信贷业务。另一方面，金融业又实行垄断经营，于是，这些银行不得不同时承担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都耗费在千儿八百的存进取出的细小业务上。这些银行自然不太情愿做这些事，但迫于政府的监管又不能不做，于是，增加收费、服务水平低下也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强行要求五星级饭店开办社区早点，当然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那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同时还会造成供给不足。
　　合理的局面是让那些小本经营者去开办社区早点，给大家提供几毛钱一根的油条。假如金融业实现全面的对内对外开放，就会有新一代的陈光甫涌现，无微不至地给中小储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并且价格低廉。同时，那些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那里得到满足。几千几万的贷款，所创造的利润，对于大银行来说，可能连一级级的审批程序所需的办公费用都不能弥补，而对于熟悉当地情况的地区性小银行来说，可能正是赢利的主要产品。
　　中国现存的银行太大、太重要，以至于人们认为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于是，任何涉及银行的变革都十分严重。事情本来不必如此沉重的。银行的作用是加速资金的流转，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点，对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资金不足的中国尤其重要。这样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仅仅是由少数人以有限的方式来做，而是应该由所有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以尽可能丰富的方式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很少有人同情行政垄断，但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垄断者造成的有形损失，其实，行政垄断的最大危害恰恰是无形的。由于封闭了市场，更丰富、更优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机会出现。发展的可能性被消除了。这种损失其实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
　　教育和医疗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短板，拖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回顾协和医院的发展历程，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这两个重要领域快速发展的方式。这两个领域，相比工商业，更加依赖知识和信誉。那么，怎样才能快速积累知识和信誉呢？
　　从成立到今天，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一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不过，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老协和人却更愿意“白头宫女说当年”，回忆协和过去的历史。看来，他们更愿意为之自豪的是协和的历史，而不是协和的现在。确实，协和有着辉煌的历史，其地位要超过现在。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力衰弱，人民贫困，但竟然能产生出协和这样堪称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流的医疗机构，这足以令人啧啧称奇。在外部条件优越得多的今天，人们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和当年的协和比肩的成就。这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也许，那个看上去国弱民穷的时代，其实却包含有今天难以企及的社会条件。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4）
近代以来，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了努力传播宗教信仰以外，还在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用力尤多，成绩斐然。到了20世纪，西方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