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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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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的民族危机急速加剧。
日本在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日本封建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在中下级的武士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的势力。这批人大都尊崇儒学和“国学”，并且其中一些还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人集合在一起渐渐形成了革新派，势力日益壮大。他们主要针对时弊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革新观点。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2）
1867年1月，孝明天皇去世，太子睦仁亲王继位，这位太子就是史上有名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继位，倒幕势力在此时更是积极地结盟并开始举兵。11月8日和9日，明治天皇分别向萨、长藩主下达了《讨幕密敕》。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可是他却同时在大阪集结精兵，以图反扑。
萨长倒幕派十分清楚，幕府所谓的“奉还大政”其实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于是他们提出坚决倒幕的主张。1868年1月1日的夜里，天皇朝廷向萨摩、土佐、艺州、尾张和越前藩主下达了命令，由五藩兵力守护禁阙。1月3日，三条实美、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公卿，还有炽仁亲王、晃亲王、纯仁亲王和德川庆胜、山内丰信等藩主以及五藩藩士代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聚集在皇宫中，拟定并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在这天夜里，他们还在皇宫之中的小御所召开了会议，商讨新政。
在会议上，岩仓具视对以往幕府的败笔做了一一陈述，他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要“辞官纳地”，岩仓具视的意见得到了萨摩和艺州藩主的支持。而此时的西乡则正率领兵士在会场四周严阵以待，以施加压力。于是，会议最终做出了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并宣布“王政复古”、实行新政的“大号令”。这次的宫廷政变之后，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政权宣告成立，日本帝国在1868年开始正式建立。
一直企图用韬晦之计的德川庆喜在宫廷政变后，于1月8日和13日，在大阪推翻了《王政复古大号令》。紧接着在1月27日，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的5000人，和前来反扑的幕府军的万人，在京都南部的鸟羽、伏见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逃到了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政府军此时大举东征，逼迫德川庆喜在5月3日交出江户城。政府军在11月上旬时，平定了东北地区诸藩的叛乱；1869年春天，开始出征北海道；6月27日攻下了幕府军队的残余势力所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五郭，至此戊辰战争结束，幕府军最终以失败告终。
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6月11日，公布了《政体书》，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把“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照这个原则，天皇政权实行了首次的“太政官制”。在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名为东京。10月23日，把年号改为“明治”，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迁都东京。
从此之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就是变革的意思，其实就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明治天皇在1869年7月25日，下诏接受各藩奉还领地和户籍，以前的藩主也不再沿用旧称，而新称为藩知事，或统称为“华族”，而一般的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开始实行，旧藩主藩知事的职务被解除，近代府县制度开始建立，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也被取消，全国的行政区被重新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
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在确立并巩固了以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后，就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日本资本主义化。锐意改革是明治政府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上，地税改革是最值一提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帝国政府在宣布地税改革之前，就国内的具体情况，就采用了一系列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那些措施对扩大种植作物品种的数量，使土地买卖领域流畅、鼓励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873年7月28日，《地税改革条例》得以颁布，该条例中明确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且拥有土地所有权者。
从某种程度来说，当时的地税改革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使日本近代的土地税制度得以确立，从法定意义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中所涉及的废除各种封建限制，也使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促进和发展，为日本农业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政府也得到了稳定的财政来源。
日本帝国政府为了在日本建立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还制订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制度“殖产兴业”。这是一项希望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的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方针。
当然，要推行这项制度，首先就要解决资金的问题。日本帝国政府从之前已经进行的地税改革中所获取的巨额土地税收入则正好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货币金融政策，大量发行纸币，之后又提高了税率、增收了新税；日本政府采取的金融紧缩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人民进行了双重的剥削，他们还用发行公债的方法，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对外，日本则是将之前在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照搬在邻国身上，他们也通过向亚洲一些近邻的国家，实行侵略掠夺，来获取本国扩展经济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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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3）
资金不成问题，“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进也就稳步前进。在实行“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由国家的资本带头，日本创办了官营企业、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很快，日本进入到“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在1880年之后，日本颁布了《处理官营企业条例》，这一次主要是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
“殖产兴业”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是，废除各地的关卡，培养和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发展航空、铁路、邮政、通信等等近代的交通事业。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并对其进行改造和扩充，以便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创办各种被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原有的工具和技术进行必要的改造，注意创办民品工业。使用保护、奖励等一些方式，鼓励优秀新产品的发明和创造，举办一些交流经验的会议，推广新的科学技术。
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的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让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同时还要扶植和保护私人的资本，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把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等一些特殊的部门之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一些特权大资本家。
奖励国产，鼓励国货的出口。帝国政府自从80年代开始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引进要根据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广聘了外国各行各业的专家，注意人才的引进。随着本国人才的逐渐成长，慢慢减少并停止了这种人才的引进，而是派遣留学生出国，这样做十分实用实惠，避免了盲目性。
日本的经济在“殖产兴业”政策的影响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日本于1886年到1890年之间，出现了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这个热潮几乎蔓延到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异常迅速。到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时期，日本已经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产业革命开始之后，外贸也开始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而且都以出超为主。
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政策则是“文明开化”，这个政策涉及的主要是教育改革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帝国政府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整顿了旧的教育机构。在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了全国教育改革的事务。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教育是改变日本人、改造日本社会的资本。
最初，日本划分了学区，设立了大、中、小学以及各类的专业学校，教学的内容也焕然一新，还制订了关于留学生的规则和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等。之后，教育改革的步伐在1879年时又迈出了第二步，就是制定了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把小学的设置和管理权，下放到了地方，学制进行了缩短，教学的内容变得简单化。
翌年《教育令》再次被修改，这次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大大地提高，1883年达到了51％。内阁制在1885年实行，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在他任职期间，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个阶段。他先后主持、制定和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等，一系列的教育法令推行之后，基本上就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制度，教育普及率和中学、大学都有了非常迅速地发展，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的帝国政府也没有忘记要加强和巩固近代的天皇制统治思想教育，尤其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的帮助下，以元田的名义拟就并发表了《教育大旨》，这显然就是要左右日本的教育改革，使之在有利加强皇权威望的原则下改革。
比如在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中，就进一步确立了忠于天皇、“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为了加强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开始对普通人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制人民去信仰，并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这些行为给近代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恶果，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文明开化”的推行，也是日本帝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所注重的一方面。这是日本帝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世界接轨，尤其是多接触西方潮流的一项举措。这一举措，是希望改变日本社会一直延续的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鼓励国人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进行“欧化”运动，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像在《断发脱刀令》发布时，就采用了阳历布告，把阴历改成了阳历，例如1872年12月3日就改为了阳历1873年的元旦，还把一昼夜12个时辰改为了24小时。
另外像一些推广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在一些城市中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不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当时，政府中有人觉得，和西方相比日本是劣等国，要改就干脆“全盘西化”。在社会上甚至还有人主张，日本应该抛弃日语而把英语作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和西洋人进行通婚，以此改良人种等等。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4）
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是“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幕末时期成长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们都是传播西方的启蒙思想的主力军，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是“明六社”。该社在1873年时成立，这个团体可以说既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又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整个“文明开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明六社”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来传播先进思想，在其出版的43期中，发表了百余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另外，不少“明六社”的社员，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的书籍，可以说在传播新思想上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可是，随着民主思想的一步步深入，“明六社”的###的前进步伐却越来越缓慢，原来的先驱者和传播者的思想却日益僵化，终于在帝国政府公布了《新闻条例》、《谗谤律》、实行《取缔演说令》、《###条例》期间，代表先进思想的《明六杂志》停刊了，与此同时“明六社”也宣布解散。但新生命总是会适时出现，在日本知识界向“右”迈进的同时，新一代的民主主义者也出现了，他们将替代已经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和守旧分子，这个趋势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日本在开展经济发展和进行社会思想的改造的同时，也加紧了军备的扩展。日本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富国强兵”是其三大政策之一。这个政策的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在1873年时颁布了《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地扩充。同时，还在1874年时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这些近代的常备军，不叫国防军，而是被称为“皇军”，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天皇。
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主要就是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是神一样来崇拜。他们灌输给军人的思想，就是绝对服从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们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服从”和“勇敢”。而后建立的宪兵制度，以及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和再度重申了军人必须遵守“武士道”的精神、“武勇”、“礼仪”等等。
随着日本国力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的势头由最初的逐渐形成到后来的快速发展，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时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日本将自保转向了对内实行专政和镇压，对外则采取了“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实际就是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路线。
最开始，由岩仓使节团出使美国、欧洲，意欲修改曾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恢复日本的独立自主权。不过，此次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受挫，随后外务卿寺岛宗也提出要恢复关税自主权，但也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效。1879年，井上馨继任外务卿一职，他的修改条约方案也同样遭到了反对，于是就实施了“鹿鸣外交”这一对外政策，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英、俄两国关系紧张，日本适时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利用了两国间的矛盾，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约》，也就是《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了部分的海关税率，基本上卸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
在日本的外交历史上，《日英新约》的签订可是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日本完成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对外侵略的一幕。在日本签订了《日英新约》的第九天，日本就对中国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日本国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后，社会取得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必然伴随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震动。在19世纪70—80年代时，日本国内就爆发了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订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以及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历史上称为“自由民权运动”。不过，在政府专制分化瓦解以及镇压之下，这个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可是，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也在1881年被迫做出了让步，并承诺将在1890年开设国会，公布帝国宪法，同时还着手立宪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立宪前期，日本先是派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去欧洲考察。伊藤博文一直主张的是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作为样板，理所当然地，柏林和维也纳也就成为他考察的第一站。来到柏林的伊藤博文首先是去向柏林大学的法学家格拉斯特请教，紧接着他又造访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家施泰因。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学会了怎样在立宪形式下保持君主统治大权的经验。他决定用“君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普鲁士宪法为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的楷模和蓝图。
立宪前期铺垫工作的另一项就是设立华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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