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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他们通过同乡、同学、校友的关系先后在工学院发展了刚毅（王文化）、沈勃（张豫苓）、黄仕琦（周伟）、张彭（卢若海В�、宋硕（钱宗澜）、张克诚、廉仲（曲之安）、张育琎、孙志管等入党。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师生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北京大学工学院当时是党员人数最多、工作最活跃的单位之一。我和宋汝棼研究，建立了工学院支部，宋汝棼兼任支部书记。
　　宋汝棼发展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沙小泉（刘芳庭）、文学院的郑宁（鹿道慈）、医学院的张克勤、中国大学的陈山、辅仁大学的林瑾（王素文）、伍伯骅、周骥良入党，扩大了工作的范围。饶毓菩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单线联系医学院的戚天庆、育英中学的沈同、卫生行政学院的王源昶。戚天庆组织李营、林牧等抗日积极分子去根据地。戚天庆和细菌科讲师方亮建立了工作关系。1944年我再进北平，建立了法学院支部，徐伟任支部书记，李树群（李###）、沙小泉为委员，党员有刘鹏万和辅仁大学的肖锦荣等。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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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1945年8月10日，宋汝棼从广播中收听到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等国请降的消息，###异常。这时宋汝棼已经从北大工学院毕业，考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正在西皇城根该会社的一个训练班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北大工学院地下党支部的沈勃、张克诚。
　　宋汝棼邀集沈勃、王文化、黄仕琦、张克诚一同商量后，当即到西城区西单花枝胡同找到饶毓菩。宋汝棼同饶毓菩商量是否要印刷告北平市民书，在北平街头张贴，把日本投降、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这个好消息告诉北平老百姓。饶毓菩很赞成。当时晋察冀派往日本工作的李振中途经北平正住在饶毓菩家中，他们又同李振中商量，李振中也很赞成。
　　他们当即在饶毓菩家的西厢房中，由宋汝棼执笔起草了一个1000字左右的告北平市民书，大意是日寇恶贯满盈穷途末路，即将投降了，北平已陷入我八路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北平即将回到人民的手中。希望北平市民安居乐业，迎接北平解放。宋汝棼把这个告北平市民书的草稿拿给李振中、饶毓菩看，他们都同意。
　　当时没有地下印刷厂，也没有印刷设备和纸张，只好临时想办法。请饶毓菩、沈勃和黄仕琦（家住西单榆钱胡同）分头刻蜡版，然后印刷成八开纸的传单。当时买纸的钱也不够，一部分纸张是宋汝棼和沈勃到北大工学院“抄”来的。
　　干了一天多，终于印出传单数百张。他们商量，将传单趁天黑贴到大街上，一部分送到一些教授、学者的家中。
　　宋汝棼他们商量决定，由党员和周围的基本群众分头张贴、投递传单。参加这次行动的约有四五十人。
　　大约在8月13日，黄昏时分，宋汝棼他们在同一时间按照预先划定的地段，开始张贴投递。那天宋汝棼带一组到王府井、前门一带张贴、投递。饶毓菩带一组在西单和西单北大街一带张贴。晚上10点多钟才回到家中，身上粘了不少浆糊。虽然一口气在街上贴了两个多小时，但一点儿也不感觉累，充满了完成任务之后的喜悦。
　　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接收人员还未到达北平，我们抢先一步开展了八路军的宣传。
　　宋汝棼这支队伍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
　　全国解放后，宋汝棼曾任北京市第七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长、市委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北京市基建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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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薛成业打进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
薛成业在哈尔滨上的初中，经历了五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尔后来到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时在北平大中中学读高中，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丧权辱国的行径非常反感，他曾与同学方蘅一起设法联系参加吕正操的抗日队伍。1938年，薛成业高中毕业，考取辅仁大学免费生。这时方蘅考入了燕京大学，通过方蘅，薛成业认识了燕京大学的陆孝华、赵凤章、卢念苏、马毓臻等同学。他们在交往中一起阅读革命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1939年，薛成业结识了辅仁大学的黄泛。1942年，经戈原介绍，吸收薛成业和李哲生入党。这一年，黄泛、方蘅撤回根据地。临走时，黄泛把薛成业和李哲生的关系留给了戈原。戈原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方蘅住同一宿舍。1942年末，薛成业赴晋察冀根据地接受城市工作训练，当他一脚踏入根据地的领域，他激动地俯身捧起一把热土满怀深情地###着。他参加了满城交通站举办的短训班；我就是在这个训练班上认识的薛成业。
　　短训班的生活很紧张不知不觉一个多月一晃就过去了，1943年1月，薛成业向我和戈原汇报了程芳的情况，我表示同意吸收程芳入党，并决定由薛成业、李哲生和程芳组成党支部，由薛成业任支部书记，戈原另有新任务。此后，即由我与薛成业联系。薛成业返回北平后到私立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任教员，着重在中学里开展工作。
　　每次我进城与薛成业见面时，除谈工作外，还要定好寒暑假来根据地学习的名单、送人的日期、接头地点和暗号等。一般是在保定车站接上头，即由来接站的同志带着走，走时保持一定距离。同行的人也是分开单个走，互不认识，以免出了麻烦牵连他人。薛成业工作非常认真，考虑周全，计划缜密。他送人到火车站，遥望着人上了车，三天后再去查访，看是否又回到北平。对这条路线，我告诉薛成业除工作需要，不能对任何人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薛成业支部送往根据地的人员大致是：
　　1943年送走张瑛、张侠，暑期送走我委托他们送的天津的徐平等7位同志。
　　1944年送走林阳、梁波、韩哲文、黎光、季鸿、李本、林湘等。
　　1944年安排到根据地学习的有孟宪功、闵仲夫妇，王乃仁、关沫然、李杰、赵彦、左安、吴纯性等。
　　以上走的都是保定地区蛮子营交通线。
　　1943年###月，我进城联系工作，薛成业向我谈了这样一些情况：
　　薛成业有一个同乡好友孟宪功，1943年初孟宪功曾经对薛成业说，他有机会到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当教员，按军队说法就是教官，他说也可以介绍薛成业去；他认为在这个部门谋职对开展抗日工作比当中学教师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发挥的作用大。
　　治安军是华北敌占区主要的伪军正规部队。日本人在伪治安军总署设立宣导局，企图在伪军中也设立相应的宣导机构，在每个连队中设宣导员，搞###的欺骗宣传。为此，宣导局建立了宣导训练所，抽调连排级现职军官受训，一期半年，然后派回伪军做所谓的宣导工作；同时也抽调营团级军官进行短训，一期半个月。敌人很重视这个机构，派有日本人的副所长和教官。
　　薛成业想，如果进去对这些学员进行策反工作，将对瓦解伪军有重要作用，就表示赞同。孟宪功进入宣导训练所任教后，有一天把他们编的几本教材拿给薛成业看，薛成业翻看着，大吃一惊。《宣导学》是孟宪功编的，四分之三篇幅讲的是唯物论辩证法；《东洋史》是王文烈编的，王文烈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薛成业也熟识。《东洋史》讲的全是英、法、美帝国主义侵略、统治、掠夺、奴化东南亚殖民地的历史。
　　薛成业问：“这讲义日本人不审查吗？”
　　孟宪功说：“审查。翻译给他们念几段，不会细查的。而且要###就要讲共产党的理论才好反呀。等到我们讲课的时候只讲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对###的部分就不讲了，或者少讲几句敷衍一下。”
　　孟宪功、王文烈约薛成业去讲东洋史，他们说：“咱们一起蹚浑水吧。”
　　我听了薛成业谈的上述情况，感觉很重要。那时我们奉行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应该去做抗日工作的方针，能够打入伪治安军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我当即答复他：“这个机会难得，应该去。”
　　但是薛成业还有一些犹豫，他考虑问题比较细致。他对我说：“大中，你回去请示一下刘仁吧。”
　　我的态度很明确：机会难得，应该去。
　　1943年11月，孟宪功又找薛成业，说：“再不去就没机会了。”
　　因此，1944年初，薛成业辞去艺文中学的职务，由王文烈出面推荐，顺利进入宣导训练所任教。
　　后来薛成业回根据地，刘仁见到薛成业说：“这件事你还用再请示吗？当然应该去了。”
　　在宣导训练所，薛成业结识了王苏和魏焉。王苏是宣导训练所第一期受训学员，结业留校，现在是宣导训练所的少校学监，原名吴纯庸，在伪军中改名吴静韬，王苏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学监是主管学员训练的军官，相当于军事院校的教育长，在这里位置仅次于所长，是个重要职务。魏焉是日语教员。
　　孟宪功告诉薛成业，王苏、魏焉急于投奔八路军，曾叫孟宪功给他们找关系。魏焉和薛成业同住一屋，他对薛成业说，他所以到北平来，就是想找关系参加八路军。王苏经常到薛成业的宿舍去，他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深入。
　　1944年3月，薛成业支部决定吸收王苏、魏焉入党。这年夏季，薛成业、王苏、魏焉等同志返回根据地，通过蛮子营交通站找到王洛宝，王洛宝领他们来到易县东赵庄见到我。我听了他们的情况，就安排他们去了阜平城工部。
　　

二、刘仁亲自指挥在伪治安军中开展策反工作
刘仁得知薛成业、王苏、魏焉的到来，非常重视，先后和他们三人一起谈了几次，听取他们汇报伪军情况，然后安排他们参加学习，接受城市工作训练。1945年初，刘仁派王苏、孟宪功、魏焉先后返回北平搞伪军工作。薛成业暂时留在城工部工作。
　　王苏返回北平后，首先与他同在宣导训练所第一期受训的少校军官袁沐三联系，袁沐三时任伪治安军校的中队长。伪治安军校是伪治安军培养军官的学校，位于昌平县清河镇。王苏直接到那里找到袁沐三，提出在治安军校进行策反工作，袁沐三很配合，推荐了好友高真。高真（高建武）是清河军校第三期毕业，时任该校区队长。王苏在与高真接触中，发现他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高真还说出一段秘密经历：
　　高真于1944年7月曾到冀热辽根据地寻找到八路军，在丰润县见了李运昌。李运昌鉴于他的条件，动员他仍回清河军校开展工作，并向他谈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定了联系人和联络方法。高真回到北平后，在清河军校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他们是鲁有章（刘汝庚，中尉区队长）、金大鹏（赵玉树，少校中队长）、彭博（魏省三，上尉区队长）、孙超（韩月亭），还有袁沐三。以这几个人为核心，他们分别团结了一批比较进步的军官和学员。王苏为了证实这些情况，秘密去了清河军校，了解到高真所说的情况属实。
　　王苏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刘仁。刘仁让王苏带高真到阜平城工部，刘仁亲自同高真谈话，并批准吸收高真入党。刘仁授权他们二人回北平后可以在军校已有的核心中发展党员。回到北平后，王苏、高真发展了鲁有章、金大鹏、彭博、袁沐三、孙超入党。在日本投降前，他们在清河军校已有三个少校中队长党员、两个区队长党员了。
　　清河军校分本科、预科两部分，每科下面又分中队，除校部管理全校外，中队长是管理学员的主要军官。这几位新入党的党员情绪很高，工作积极，很快建立了一些关系。此外，他们还利用到外地演习的机会，向根据地运送了一批物资，给地下党带回了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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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仁亲自指挥袭击清河伪治安军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刘仁和城工部迁到北平西郊，当时城工部已组建为北平市委，刘仁任北平市委书记，驻在妙峰山下的温泉、莲花寺、普照寺一带。这时的治安军被国民党改名为先遣军，命令他们维持当地治安。蒋介石的军队尚未到达北平，日本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蒋介石命令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不许向我军投降。在清河军校内部，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下工作者也在蠢蠢欲动。
　　刘仁找金大鹏研究，乘国民党军队未到之际，马上采取行动，搞个里应外合。金大鹏表示完全可以。刘仁随即找王苏、高真与当时北平市委的军事部长甘春雷一起开会研究。刘仁决定立即袭击清河军校，夺取武器装备我军，同时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根据刘仁的决定，王苏、高真、甘春雷、新五团丁团长共同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金大鹏、鲁有章、彭博参加行动；高真、孙超、袁沐三继续隐蔽在军校坚持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战斗开始了。这天午夜，金大鹏到北安河接应我军部队并带路。鲁有章、彭博解除了清河军校门卫和警戒部队，并把他们捆起来，然后打开大门，把埋伏在校门外的一个民兵团引进校内。那天，清河军校的值星官正是金大鹏，他故意不下抵抗的命令。就这样，我方在半小时之内就胜利完成了任务，缴获长短枪900支，轻机枪11挺，还有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带出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我军没有一丝伤亡，清河军校也没抵抗，他们只是在我军撤走之后放了一阵空枪应付应付。缴获的武器主要装备了新五团。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一带，新五团作战颇有名气。
　　跟随出来的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被带到张家口，部队同志给这些青年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