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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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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我的前半生……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等到了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所写的这一天: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

  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这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

  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

  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我的前半生……三 夜见土肥原






三 夜见土肥原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

  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

  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

  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

  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

  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

  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预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

  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

  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土肥原和板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①,犯了“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之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都被判处了绞刑。

  ①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南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了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去当旅团长的时间不长,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①,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①著名的英国老特务。——作者

  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旧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伯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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