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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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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新三级” 是一个注脚，“新三级”揭示了历史，“新三级”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新三级”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新三级”总是一个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新三级”，是雾里之花、是水中之月，思你想你说你看你就好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许今天的学子看不懂这样的文字，也许年轻的一代读不懂我们的心情……而我们希望，希望今天的学子能了解一代人走过的日月；我们期盼，期盼年轻的一代能理解一代人成长的秘密。”（选自作者散文《校园里青春的风采》）我们想告诉今天的青年们，现代性是要有的，历史感也是要有的；不要辜负了自己的青春，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时代。
“新三级”，各位辛苦；“新三级”，多多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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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三届”那代人（1）
论“老三届”那代人
米鹤都
作者简介：米鹤都，男，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6岁到陕北上山下乡，20岁应征在陆军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恢复高考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1977级本科生，主修中国近现代史。毕业后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多年， 并全程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研究工作。1990年后在美国斯坦福等数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曾出版和发表多种学术书籍和论文，对*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红卫兵运动及“*”主体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无论如何，“老三届”一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学者这样分析：我们在了解国情、了解基层和个人意志品质锻炼方面确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为此“得”付出的诸多代价中最沉重的莫过于青春的逝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此一“失”终生难以弥补。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即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这代人以其特殊的政治启蒙教育，以他们独特的思想社会化过程，以他们传奇和惨痛的青春经历，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特有的共同社会经历和文化心理素质，也构架了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公共空间。
随着新中国诞生的这一代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对于这一代人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也很不一致，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
我更倾向用“老三届一代”来概括这一代人。“老三届”狭义的概念是指“*”期间应于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
那么，这一代人的涵括范围是什么？
我在《聚焦红卫兵》（香港三联2005年版）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这一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中毕业、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是涵盖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
这样划分的依据，除年龄因素外，是因为“代”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社会群体。而老三届们，恰恰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代特征。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
论“老三届”那代人（2）
我们试从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共同的思想体验、共同的行为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性格来做一点分析。
这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有三个方面：
一是“*”初起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具有明显区别。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后者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会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控制下的“*”的“正轨”。无论此后各校、各地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参与了“*”深层的权力和*。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们放入“*”的大背景去了解。“*”可以说是当年全社会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当中甚至包含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运动。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神化的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构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这代人当年的愚昧和狂热是和整个社会的成年人一致的，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但要理解“*”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论“老三届”那代人（3）
二是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着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75％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贯彻于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其中两大差别的途径。据统计，“*”十年间，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反映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老三届一代意味着：
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联系的考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身处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过脱几层皮的磨炼；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图画，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老三届一代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的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三是十年改革的大浪淘沙。
虽然十年改革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老三届们作为一个群体，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老三届们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城市，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譬如“扎根”、“返城”；譬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人均居住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了。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在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祖国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尔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太低估了知青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论“老三届”那代人（4）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一位上海知青曾这样说道：“苦难和坎坷携走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它使我们有了生存和应世的能力；从人生历史上我们失去了得以发展的最佳生长段，但逐步适应环境，并能把握自我的意念却站立起来；我们曾被遗忘，但总是在顽强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可遏制地获得了复苏与再生。”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遇到过顺境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十年磨出的一剑，即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老三届们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三届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的。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融入了“十年改革”，他们的命运也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老三届们接着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2000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1979年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不一而足。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这代人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的共同思想体验，表现在作为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升华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老三届们的这一过程基本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这代人被发配到农村之后，他们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从优越的城市环境进入艰苦的穷乡僻壤，从不愁衣食的安逸生活转入了依靠自己双手艰难为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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