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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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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姐姐从旧货店买来的电唱机插销接上电源。所谓电源，其实就是房顶悬挂着的电灯接口。当我的一只手向上正要拧开灯泡时，突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促使我的另一只手，甚至整个身体也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灯泡与接口突然断开了，我被重重地从屋里甩到了门外，一阵昏厥，两个手指也被灼成黄色。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赵兹的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六十五中录取了。
六十五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师资，其中黄子彦是北京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前有着名导演夏淳、着名演员刁光覃等。“*”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着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欢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8）
“*”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六十五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后第一届大学本科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我只知其父是《九歌今译》作者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9）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疑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在“*”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四 “黑帮”子女的故事
“*”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家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后于光远、还有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0）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着一辆汽车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佩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在“*”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后的*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姐姐张燕霞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因家庭在“*”中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就亲眼目睹过，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的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张燕霞的：“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的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才是个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岁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1）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到中国大饭店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30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姚宏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着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六十五中隔墙相望，因此“*”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着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前的*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从沙滩住家被迫跳楼自杀。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分别去了内蒙古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伤寒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顺便说一句。近年流传的，在“*”中北京知青缅甸来信的作者张育海，当时我们在一起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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