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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冲击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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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年增加，青少年犯罪率升高。
对于成人来说，经济危机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许多已形成惯例的习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到了大的节假日，人们会相互赠送礼物，请客吃饭，联络感情。但是经济危机导致人们收入减少，钱包瘪了，在节假日上的开销也相应削减。不送礼或者送礼不那么大方了，聚餐的规格降低了，甚至不聚餐了。一件当成是传统或惯例的事忽然不做了，或者变样了，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就缩水了。
第二个主要原因，则是历时长的经济危机，如果拯救无力，则可能因失控而导致新的一轮战争的爆发。
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还记得，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57年的美国，当时美国陷入银行系统瘫痪、粮食生产过剩、公司纷纷破产的危机当中。当危机迅速波及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破产潮，由此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由一场史上罕见的经济危机诱发的。开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跨时4年，是自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破坏力最大、影响最深广的一次。这次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美国经济倒退了20年，德国和英国倒退了30年。相当于之前几十年的生产力发展都付之东流。生产力的急剧衰退，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任何一个小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动乱。于是，对外发动战争成为了当权者转移民众注意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经济发展稳定时期，当权者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霸；而在经济陷入危机之时，战争成为了拯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二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德、意、日发动，进而蔓延到了全世界。
正如前面内容所阐述，战争是幸福的刽子手，战争虽然能以一种极端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加速商品的流通，但是，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战争只会代表着苦难，意味着无尽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因此，经济危机也就成为了阻碍人们幸福的洪水猛兽。
贫富两极分化
人们已经知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幸福感，但是，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财富获取越多，幸福感越强的时候，事实最终呈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同一个社会里，财富的增加没能带来幸福感的相应增加？”2010年，英国两所著名学府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ofWarwick）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University）的两位心理学家带着疑问，联手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当一个人的收入的增加，与他周围的人——同事、邻居、朋友水平相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明显改变，其幸福感亦然。但是当在这种对比中，这个人排名越高，即便其优势只是高出那么一点点，就能给他带来较高的幸福感，他在这种对比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意识也会较高。
可见，人们在比较中的排名比起其绝对财富更能预示他们的幸福度，这也是为什么贫富不均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感到无比恐慌。
那么，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时会影响到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呢？
国际上运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借此人们可以了解某特定地区人们的幸福感情况。
所谓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的一个分析指标，它是一个比例数值，最大数值为“1”，最小为“0”。
如果基尼系数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全部收入被某一方的人占有；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不同人之间的收入毫无差异，是完全平等的。在实际情境下，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人们对幸福感知会变得敏感起来，因此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是相对合理的，如果超过了0。4~0。5就表示差距较大，而大于0。5则表示差距悬殊。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0。24到0。36之间，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是非洲的纳米比亚。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时已超过0。4，如今逼近0。5，将要触及贫富差距悬殊的红线。
占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所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报告表明，通过将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得出的倍数关系同样可以说明贫富差距情况。在所列国家中，日本是3。4倍，印度是4。9倍，美国是8。4倍，而我国是10。7倍，意味着我们贫富差距呈现一个持续扩大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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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中他提到的“均”，并非是要人人平均，而是要各得其所，防止贫富之间差距过于悬殊。
两千年后，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还是英国大学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报告，都以详尽的数据验证了孔子未曾阐述的一个道理：贫富不均会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在贫富差距现象中，处于下风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仇富心理，从而导致贫富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仇富的社会里，富人没有安全感；穷人则不安于现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
所以，孔子关于“均”的思想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同样适用，它符合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201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在30年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已经高达3。3倍，而国际上这个数值最高在2倍左右。我国行业之间的员工工资最高和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这些少数人所在行业多为房地产、矿产、证劵等暴利行业，或从事与土地、资源、资本有关的业务。财富集中化的结果，使我国中间阶层缺失，而处于两端的贫富群体之间的差距愈加扩大。
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数量的多寡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一阶层的断层，也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信仰缺失，心无所依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作为脊梁，信仰就是这道脊梁的构成力量之一。大文学家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
人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因为信仰具有给予人希望的属性。人性从未达到完美，而信仰给了我们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启示，它推动着我们不断完善自我，勇敢向前。所以，信仰是我们不断获得幸福感的源泉所在。
很多人的信仰通过宗教形式来得以实现，他们信仰的对象多为某位全能的“神”，有的人信仰的是某种主张，某种主义，甚至是某种现象，某种力量。无论信仰的对象为何物，信徒们坚信自己信从的是正确的，是能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他们会在意识中构建一套人生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信仰其实是心灵的产物。
有信仰的人，一定是有所求的。缺乏什么，就会希望得益于某种强大的力量，使自己的所求得到满足。只要到寺庙里走一走，就不难看出，敬拜观音菩萨的，多都是求子求孙的；敬拜大雄殿的，所求就很杂了，求平安，求事业顺遂，甚至求姻缘。更有些人特地绕道去一趟关帝庙——这也是中国特色，在佛教寺庙里建财神庙，满足了朝拜者的多重需求，利人利己，皆大欢喜。而虔诚下跪求拜的人，不管灵不灵验，首先求一个心安。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余波震荡，求神拜佛的人一时间络绎不绝，以至于某座寺庙打算免费向大众开放，让佛光普照到更多凡世中人。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忙着开拓市场，忙着开足马力生产产品，来往于客户之间，无暇到寺庙里烧香，而市场前景不妙，才想到了向神灵求助。这说明一些人的所谓信仰，不过是临时抱佛脚，需要的时候烧香，不需要的时候保持距离。
它折射出现阶段很多人的信仰现状：无信仰状态。
真正的信仰者，所信奉的应该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唯一真理。它可能是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理论，但首先，它必须是抽象的，而且具有唯一性。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无信仰者并非没有信奉的对象，而是他们信奉的并不能归结为真理。金钱崇拜或物质崇拜，也是一种精神的归依，但无论是金钱还是别的实体，虽然在某一时间段能慰藉人们的内心的空虚，却不能成为人们永久的精神支柱。二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缺乏信仰，于是人心无从挂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评说国人的信仰现状是“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他又说道：“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所以，信仰问题解决的，是人心挂靠何处，归依何方。
人心无归依，缺乏信仰，就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所扭曲。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源头缺乏坚定的信念，行为也就被导向错误的方向。方向错了，结果必然也是错的，错的结果无法带来满足感和快乐感，于是人们祈求的幸福也就无从着岸。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作为个体的人同样如此。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但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的目标。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其信仰可以是某种宗教，也可以是某种信念；对于个人而言，信仰选择范围更大。上至国家、民族，下至宗教、信念，甚至某个人，某种现象但无论是国家、民众还是个人，追求幸福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共同信仰，幸福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隐藏在一切信仰背后的真正目的。
第三章…幸福浪潮悄然而至
人们常用“汹涌澎湃”形容海潮上涌时不可阻挡的宏伟气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股新时代浪潮，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壮美。只不过，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不在于形诸于外的声音或形状，而在于人心的感悟和追随。
这股名为“幸福”的潮流，挟带着万钧之势，向着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渐推进。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无论是富国穷国，无论是城镇乡村，在时代气息吹拂得到的每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与这股浪潮产生共鸣。
随着汇入该潮流的人数以倍数剧增，潮流唤醒民意，而民意促成新思潮，“幸福”冲击波在各国人民推波助澜之下，正在由远及近，汹涌而来。
这股幸福浪潮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有心之人却不难感觉到：它正在走进人们的心灵，并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如此拼命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为出人头地，为光宗耀祖，为让看不起我的人哑口无言最普遍的回答是养家糊口，为家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准备更完备的条件。这些答案都没有错，但如果没有和谐友好、平衡发展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个人的幸福则无从谈起。所以，构筑一个和谐的大环境，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真正感受到安心、快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作为个体的人及其家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一、当幸福成为一种时尚
2012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开展了一次以“你幸福吗”为题的街头访问调查，当记者问到某个躲闪不及的路人“你幸福吗？”他答曰：“我姓曾！”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答案被喻为“神一样的回复”，很快被疯传，红遍网络上下，无数人乐此不疲地加以调侃、臆想却不知道，这一股热议之风不过是全世界正在兴起的“幸福”时尚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时尚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产物，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不同时期时尚所代表的主题各不相同，却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时尚，其实现流行和演变的方式都必须借助于传播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扩大。唯有这样，其所代表的概念才具有向前延伸的意义和活力。
我们如今面临的一个新趋势，乃是“幸福”正在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时代潮流，它以方兴未艾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小高潮，俨然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这是社会大趋势的时尚。
在此时尚兴起之前，人类曾沉迷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曾热衷于对资源和财富的肆意占有。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成为国家实力乃至个人成功的“金标准”，由此衍生的各种纠纷和争端层出不穷。贸易战、国土纠纷、债务问题等，成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不易调和的矛盾
伴随着这一切乱象的，是频发的重大自然灾害，逐年上升的抑郁症患者和自杀人数，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一触即发的社会动荡所有矛盾的背后，总能看到“利益”、“贪婪”等影子在相互纠结缠斗，拖着整个社会向着并不乐观的方向惯性下滑。
很多人和组织发出了“拯救”的呐喊，然而屡屡被淹没在其他呼声的海洋当中，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出“棒喝”，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人们麻木的神经，也震醒了部分单纯狂热追求经济利益的人和组织。
一方面，它促使一部分人开始反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行为背后的消极作用，因为“911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阿拉伯地区民众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剥削的一种反抗，换句话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反噬。
但另一方面，“911事件”也促使美国政府迅速转变其国家战略构想，调整全球军事布局，亚洲特别是东亚沿海地区成为其关注重点，发展出了新威慑为手段。美国之后，英法等国也实施了相应的国家战略转型，整个世界被卷入了无休止的反恐“自卫战”，原先隐藏在各种纠纷背后的种族歧视、边境问题、贸易争端迅速升级，国与国关系紧张，而人们相互防备，变得不敢轻易相信周围的人，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一场滔天大祸。
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虽然高速发展，市场虽然繁荣，然而这一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灰飞烟灭，缺乏安全感成为人们生活满意度降低的罪魁祸首。
安全感的缺失也表现在了人类对生态自然环境报复性灾难的畏惧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得越发厉害，给大自然造成的创伤也就越发深重，各种自然灾害爆发频率加快，让人类饱尝了财富损失、家人离散的苦果。
正是在这个人心狂躁、忧虑的特殊时期里，一股以“幸福”为名的新的思潮渐渐凌驾于以“经济发展”为首务的社会潮流之上，将人们的目光从经济引向了关注个人幸福，关注整个社会幸福的问题上。
在这股新风潮里，一个身处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小国不丹功不可没。
三十多年前，世界各国全力以赴以发展经济为首务，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和GNI（国民总收入，GrossNationalIne）大行其道，经济综合实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而就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却提出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的概念，将提高民众的幸福感纳入政府的施政大纲，它种下了一颗不为外界熟知的种子。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孕育后，不丹发展成了一个在契合21世纪人们对幸福生活渴求的“幸福”标兵，于是这个在2005年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美元的偏远小国成为了众人追寻幸福真义的朝圣之地。在不丹之后，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表示要将国民幸福指数引入到政府施政纲领当中。
在20世纪末，鉴于各国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各种国际性、地区性的经贸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类关于经济观察、发展预测的活动如火如荼，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在学术研究界，兴起了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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