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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护卫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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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地位。小学生一个个都听得入了迷。他讲解完之后,一位胸前挎着照相机、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主动走上前来握住董立敢的手,一面称赞他讲得好,一面又向他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
  五星红旗是怎样诞生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是谁担负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董立敢被问住了。
  随后,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他说非常希望负责升旗的国旗卫士能够多了解一些国旗知识,这样才可以利用升旗场合多宣传国旗知识,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回想着刚才那位记者同志的话,董立敢一边走一边沉思。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负责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武警班长,有义务更有责任带领全班战士多学习一些国旗知识,来回答群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有关国旗的问题。
  董立敢记得,五班第一天接过升旗任务的时候,中队长申美平就对他说过,国旗是祖国的象征,面对国旗就是面对祖国。看到这么多人民群众都在关心着国旗,此时的他才真正理解了中队长的话。
  1983年2月的那个还有些寒意的清晨,走在午门外的中轴线上,看着故宫里的红墙黄瓦,第一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朦朦胧胧之中,这个年轻憨实的安徽小伙心里萌生出一股股热流。他隐约觉得自己这个国旗班班长应该琢磨点与国旗有关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董立敢并没有料到,正是当初他的这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使后来他所在的五班成为遐迩闻名的国旗班。而他自己也成为声名远扬的国旗班第一任班长,他的照片至今仍被张贴在国旗护卫队荣誉室的墙壁上。
  

2 第一任国旗班班长和博物馆馆长的相遇(1)
国旗班还不是那么有名的时候,人们更习惯称这个班是队列五班。在部队待久了的人都知道队列班是什么意思。队列班可不仅仅是要求队列走得好,各项工作都要成为中队里的一个标杆,样样事情都是不能落下的。所谓标杆,首先强调的就是纪律,而外出次数又是衡量纪律好坏的一个硬性指标。
  这一下,可难坏了队列五班的班长董立敢。他要查找国旗知识,就要请假外出,外出多了,势必会影响班里的声誉。
  思前想后,有一天,董立敢趁指导员张华来班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说了出来。做政工工作出身的指导员听完董立敢的一番话,眼睛顿时就亮了。
  指导员不但给他批了假,还充分肯定了董立敢的想法:“五班长,你的想法很对,作为负责升旗的国旗卫士, 不但要爱国爱旗,更要把国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样才能言传身教地去感染别人。”
  指导员还语重心长地指着不远处巍峨庄严的午门对他说:“五班长,你知道1900年8月28日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董立敢回答不上来,看着指导员发呆。
  指导员微微眯起眼睛,说:“那一天,八国联军在这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阅兵。领队的是800名俄军,后面依次是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和奥军。各国公使和司令官以及军事记者、使馆职员、侍卫队都参加了阅兵式。阅兵完毕,英军燃放礼炮,宣告*开始,八国侵略军就是从这里列队进入故宫的。他们一路鼓乐齐鸣,一路哄抢我们的国宝。”
  早就听说过八国联军哄抢故宫的屈辱事件,想不到他们还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公开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听着听着,董立敢感到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了自己的心上,他的呼吸也变粗了。
  指导员接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要饮水思源,通过了解国旗,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使全国人民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热爱祖国、爱护五星红旗、积极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让爱国主义情操永远激励我们团结奋斗,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的上空永远飘扬。”
  董立敢简直是太高兴了,他搓着双手激动地说:“指导员,你的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就是表达不出来。”
  指导员又笑着说:“你们五班担负着升国旗的光荣任务,每个人都应该既是过硬的升旗手,又是合格的国旗宣讲员。你先去搜集资料,然后整理出一份国旗知识讲稿,让每个战士都要熟悉这份讲稿的内容。”
  “是!”董立敢兴奋地向指导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逢周末,董立敢都会背上军用挎包带着纸和笔到有关单位去搜集查阅与国旗有关的一些资料和图片。
  随着国旗知识的积累,董立敢越来越意识到国旗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猛然感悟到,原来国旗还有着那么多他以前不曾知晓的深刻含义。
  董立敢的国旗知识越来越丰富。
  他了解到,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彼此之间的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于是人们就用一根长棍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2 第一任国旗班班长和博物馆馆长的相遇(2)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语句,疏:“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
  旗帜还有区分人们社会身份和等级的作用:“旗,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
  《说文解字》上说:“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也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了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标志,悬挂着的国旗就代表了国家的主权。最早以立法形式制定国旗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董立敢还了解到,悬挂国旗有很多规则,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升挂国旗的办法。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要注意以下几点:
  (1)当与其他旗帜一起排列时,国旗应当最早升起,最晚降下。国旗还应当处于显著的位置,置于中心或较高处。列队举旗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2)升国旗时国旗应当升到旗杆顶端,降旗时不能让旗帜落地。下半旗致哀时,一般先升到杆顶,再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或一半处。
  (3)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汽车上应悬挂两国国旗,驾驶员左首为主方国旗,右首为客方国旗;升挂三国国旗时,主方国旗居中,其他两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在前的排在主方国旗的右边,在后的排左边。四国或以上国旗并挂,按英文字母从右到左依次排列。
  (4)联合国旗与成员国国旗并挂时,应保持同一高度,同一大小。
  (5)悬挂不同比例的国旗时,应当尽量使国旗面积大致相同。
  更让董立敢大开眼界的是,原来,在伟大的五星红旗诞生之前,中国曾经有过几种不同图案的国旗。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国旗都寿命不长。
  史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外交谈判时,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旗,认为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禧。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这就是国民党的*。
  这种*,是孙中山1894年创办兴中会时,由陆皓东设计出来的。白日象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红色象征革命。后来蒋介石掌握了*的领导权,虽仍用*,但他大肆屠杀革命志士,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当然,董立敢最渴望了解的还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五星红旗诞生前后的一些事情。
  听说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留着这方面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一天,升完旗之后,董立敢就请假赶了去。
  到了博物馆一打听才知道,有关国旗的历史资料都放在馆里的珍藏室里,要经过馆长亲自批准才可以查阅和观看。凭着一颗虔诚的心,董立敢几经周折才被工作人员带进了馆长办公室。馆长听了董立敢的一番真切表述,被眼前这个小伙子的爱国热情所打动。但查阅、观看珍贵资料需要有单位介绍信,于是馆长让董立敢回去开具介绍信。
  虽然不能马上就看到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董立敢还是很高兴。他回去把事情向指导员作了汇报,又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去总队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董立敢拿着介绍信早早地就等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口。馆长接过董立敢手里的介绍信,终于把这个执著的小伙子带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藏室。
  在珍藏室里,馆长把当年的历史资料一件一件地找出来给董立敢看。比如政协会议筹备会公布的《国旗征集启事》,全国千余件应征图案中精选讨论的38幅图案等珍贵历史资料。
  最令董立敢激动的时刻是馆长把他带到开国大典时第一面国旗陈列室的那一刻。
  看着那面1949年10月1日被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升旗按钮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董立敢激动万分。
  博学多识的老馆长站在橱窗前给董立敢讲述了许多他以前所不了解的事情。
  那天,董立敢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待了整整一天。关于五星红旗的故事,他记了一本子,装了一脑子,直到闭馆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个个常常被群众问起的问题迎刃而解, 董立敢也对国旗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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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星红旗的诞生(1)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生动的讲述中,董立敢真切地走近了1949开国大典前后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1949年9月27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从一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征集到最终确定图案,这其间有着一段颇为感人的经历。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联合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当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茅盾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六小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茅盾、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等人。
  第六小组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国旗征集启事》。随后,《国旗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同时发表。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筹备会收到海内外上千件国旗设计图案。投稿者下自9岁学童,上至耄耋老人。他们中既有高级将领、著名艺术家,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和学生,还有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为令人感动的还有一些邮件是从尚未解放的国统区寄来的。
  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拥护。虽然有些图案不太理想,但却体现出了每一位应征者的积极参与意识,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做一件无上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阵地的战壕里热烈地讨论着应征国旗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照片。”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更是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景,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辞,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刚刚解放的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还没来得及寄出的国旗图案。
  经过讨论,其中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缺乏简洁大方之气;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痕迹明显。
  为了体现公正,周恩来指示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给每个图案都编上号,不写作者姓名,避免评选时带有偏见。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进入终评。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的过程。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定为唯一中选的国旗图案。
  1949年9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了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被大家一致推荐的放大了尺寸的五星红旗,说出了他对五星红旗的看法。

3 五星红旗的诞生(2)
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代表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在1949年9月27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为长方形,红色的旗帜象征着革命。一颗大星引导在前,几颗小星环绕其后,形成众星拱北斗之势。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中国各阶层人民,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就这样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曾联松是一位在上海从事经济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当他获悉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当选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星红旗还是有些不同的,主要是去掉了原稿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
  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劳动者,竟然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者,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国旗图案通过后,距开国大典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开国大典筹备处将制作五星红旗的任务交给了北平永茂实业公司。
  1949年9月29日上午,永茂实业公司的宋树信接受了公司经理交给他的一项任务,说是要他制作一面长5米、宽米的特大五星红旗。
  听说这是开国大典上要用的国旗,身为共产党员的宋树信深感责任重大。
  拿到国旗的图案和尺寸之后,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地找来了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布。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全北平市所有的布店,也没有找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瑞蚨祥的师傅们一听事关重大,大家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他们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这家缝纫社女工赵文瑞的身上。
  当宋树信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不够长。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刚从家庭妇女变成缝制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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