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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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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22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23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脱离共产党(2)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民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辏А⒆蘼场⑻菲缴健⒗畲箢取⑼醴ㄇ凇⒂谑鞯碌�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24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25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海滨),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26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27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28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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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反共大合唱(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谢持、张继、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各种*和反革命的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义”;6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抛出了所谓“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国共合作为主旨。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反对工人的*斗争。他鼓吹要以“仁爱性”来促使国民全体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29戴季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宣传*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他鼓吹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30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的三*义,体现了资产阶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对三*义重新解释,并使之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相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却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孙中山的三*义,排斥和反对*主义。宣称只有三*义,才是救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31。
  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对周佛海倍加赞扬。他在序言中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者的地方。”他要人们将此文与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并读,这样,会“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32 。 想看书来

加入反共大合唱(2)
周佛海还在《孤军》第3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该文在“孤军派”的论坛中,是一篇比较可观的文字。文章虽然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却鼓吹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无论斗争的当事者或局外人,都应促成各阶级的分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会浓厚,即阶级观念就会比较淡薄,阶级斗争就可以缓和了。”9月,他又在《孤军》上发表《*产与反革命一口号之不当》,在《独立青年》上发表《再论*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为其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辩解。
  9月和10月间,周佛海卧病上海,11月初,始返广州。但是,他在广东大学不及两周,便以反对“赤化”为名,纠集30余名教授,联名辞职赴上海。抵上海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宣言,发表在上海各大报纸上。他还到上海“持志”、“国民”、“大厦”、“同济”各大学演讲,攻击“共产主义之不当”。
  周佛海的反*主义谬论,受到*主义者的批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央刊物《向导》都发表文章予以驳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43期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国内的斗争,互相(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宣传,而且,也采取了分裂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故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公然通过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非法决议,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及广东执行部,派定了各执行部人选,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5人,为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拟在上海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时在上海的周佛海,时时出入于环龙路44号,即西山会议派总部所在地,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当时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33
  11月20日,即在西山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便电告北京,指出此会是违*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明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给有关人员予以党纪处分。
  周佛海所谓“种种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赴日本,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年底,他即赴日,1926年3月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时,郭泰祺先生在武昌商业大学任校长,周佛海因是学经济的,因而受聘为武昌商大教授,同时也在武昌大学执教。由于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臭名远扬,因此,在他到商大不久,就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到了武昌后,“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34结果,周佛海不得不勉强捱到7月,乘暑假之机,溜之大吉。由武昌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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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秘书长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由于担任军校校长,掌握了军事领导权,这为他后来*、夺权、统一战线领导权、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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