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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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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是对传统责任的逃避,通过物质上的愉悦来实现自我表达。它的出版也与那种认为男人应该有一份工作,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的认识的淡漠相吻合。新一代的单身汉在社会秩序中更多是被当成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丈夫。而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裸女或者说是“玩伴”,则让人们知道这些不想结婚的男人是些货真价实的异性恋者。  不娶妻子的蓝图是《花花公子》勾画出来的理想世界中的中心。像《新娘》杂志一样,这份杂志不刊登与它建立的幻像所抵触的广告。这上面没有治疗男人秃头、肥胖或者是口臭的广告。现在已经存档的那些早期杂志可以证明它是婚姻与社会潮流的先驱。一系列名为“选择你的第一任妻子”的讽刺性文章预言了几十年后将会出现的“第二任”妻子现象,它的声明是这样的:“第一任妻子,和未婚妻相反,必须实用、耐用。她既不是玩偶也不是装饰,更不是玩伴。在你还不能请得起佣人的时候,她是你早期艰难岁月里的妻子。她将承担起母亲、厨师、女仆、司机、护士和女工人的职能。”在女性运动发起的十多年前,《花花公子》就很敏锐地意识到女性正在慢慢地占据上风,它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就叫“女性化的美国”,认为男人被围困了,曾经属于男人的世界正在慢慢被女人所控制。  在这本杂志刚刚问世的那几个月里,其发行量达到100万份。在1963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秀》(Show)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花花公子》对女性的贬低。作为回应,几千名女性——她们中许多人都是通过从事各种形式的男性娱乐活动谋生——愤怒地表示她们并不这么觉得。她们说,斯泰纳姆所说的降格让她们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和性自由。  到那个时候,单身女性被这份男性杂志宣传为被消费的对象。在海伦·格雷·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于1962年的《性与单身女郎》(Sex and the Single Girl)中就提到了《花花公子》。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煽动性。一直到60年代,单身女郎——“好的”单身女郎——还洁身自好等待结婚。1960年,避孕药发明了,到了60年代末的时候这对单身女性来说成了很容易弄到的东西,原来的情况被永远改变了。  以前的书,格雷·布朗写到,“所有人都把单身女郎当成受害者,不合时宜的人”,但是《性与单身女郎》很严肃地把她称为“我们时代最新的魅力女郎”。这本书宣称一个女人“应该通过她做的事而不是她属于谁来确认自我”,鼓励她“接受你身体的所有部分,因为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可爱的”,并且要“重新考虑那种认为没有婚姻的性是下流的说法。”  这本鼓励女性永远都应该自我提升的小书为之后出现那些为单身女郎提建议的书和杂志创建了一个模板。它告诉女人不管她们多么贫穷,多么没有吸引力,她们必须把自己的资产价值最大化,从她们的外表到她们的住所无不如此。它建议女人去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既是为了社会地位也是为了金钱。格雷·布朗建议说,一个小小的股票操作员,都是“相当性感的”。  在格雷·布朗看来,变得性感是很理想的想法。作者对于什么是性感有明确的看法:“干净的头发是性感的。头发茂密是性感的。胳膊和腿上的毛发是不性感的。可爱的贴身内衣是性感的。更性感的是压根就不穿!”她对什么是不性感的也同样有把握:“牙齿间的食物碎屑、松弛了的长袜或者是连裤袜、咬手指甲、借钱(非常不性感)、肥胖、神经过敏都是不性感的!”  《性与单身女郎》把婚姻当作一个目标。格雷·布朗告诉女人们“大多数男朋友不想结婚,所以为了顺利地把自己嫁出去,需要一些技巧。”她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许多证据。少女时代的她因为贫穷,离开了大学开始打工做秘书,后来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策划。1958年,在她37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成功的电影导演大卫·布朗(David Brown)。  到1963年4月,《性与单身女郎》已经售出了15万本,布朗和她的丈夫开始计划创办一本以18岁到34岁之间的职业女性为目标读者的杂志。1965年,赫斯特报业集团看中了布朗夫妇的主意,希望能够让旗下的月刊《Cosmopolitan时尚》起死回生。海伦·格雷·布朗被任命为总编,很快,杂志的发行量上升了。这份杂志赞美单身女郎的快乐生活,并且囊括了几乎全部——工作优秀、消费奢侈品、诱惑男人。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4)
单身女性的市场是广告商的福地,她们很想去消费,以此证明和庆祝她们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旋转是很昂贵的,如果需要支付长期的费用。新衣服、健身设备,还要购买那些如何找到“对先生”的意见,这些都需要花销。不要介意她们的消费模式到2002年的时候会导致单身女人在北美的银行破产档案中占了40%,是上升速度最快的一个破产群体。  在20世纪20年代,广告商为了迎合刚出现的女性主义者对平等和自由的需要,把他们的产品做的对女性很有吸引力。1929年,美国烟草公司想引诱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这是70年代“你走了很远的路,宝贝”的先驱。  我们不应该忘记,早在19世纪,还没有《Cosmopolitan时尚》杂志标榜单身生活的好处时,那些没结婚的女人就已经独自生活了,她们享受自己的工作以及和男人建立的关系。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美国的女性获得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这甚至还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女性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单身幸福”,主要是赞美单身生活。它的提倡者有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路易丝·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婚姻依然是女性的一个目标,但是那些不结婚的看起来也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  尽管女人们跨越了教育和职业的障碍,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依然不是那么符合社会的看法。她被看作一个不自然的、憎恨男人的人,甚至是“像女的”——这是一个描述老处女的词,她们中很多人都被认为是同性恋。就像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中描写未婚的马吉·塔利维尔(Maggie Tulliver)时说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一个小错误”。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单身女人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统计学上的不正常”。在出版于1949年《第二性》中,西蒙·德·波伏娃写到:“对于女孩子来说,婚姻是她进入社会的惟一方式,如果她们老是不结婚,按照社会化的眼光,这就是浪费。”  不结婚的女人也被当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她们在家庭之外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她们不遵守那些统治着妻子们的规定。正如帕特里夏·欧伯莱恩(Patricia O’Brien)在1974年的研究报告《单身女人》(The Woman Alone)中写到的那样,单身女人之所以受到羞辱,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人一想到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没有婚姻和孩子也能感到完整就很不舒服:“在历史上那些对女人的批评与攻击之词究其本质,就是对女人在婚姻和孩子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去实现自我的恐惧。”  在《性与单身女郎》出版后的那些年里,媒体对于单身女性的描写经历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没有丈夫的女人拥有快乐,过着一种满足的生活。另一方面,妻子们则是新的奴隶,在电视的脱口秀节目里讨论着她们粗暴的丈夫。  1966年,连续剧《那个女郎》在电视上第一次介绍了一个女郎,她没有为了自我确认、经济支持或者是社会认可去寻找一个丈夫。这一喜剧在1966年到1971年之间播出,担任主角的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女演员,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父母来到纽约。当托马斯对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电视台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男性主管想让她扮演安·玛丽(Ann Marie)的角色,要和一个阿姨或者是一个小弟弟生活在一起。托马斯的公司拥有那个计划,她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拒绝了这个安排。当节目开始而她扮演的角色将永远都不会结婚的时候,她发表了很激进的声明:“如果她的故事以结婚告终,‘年轻女性’也许会认为这是获得幸福的惟一途径。”  安·玛丽是一个美丽而时髦的女郎,对男性和女性都很有吸引力。她很有抱负却从没有侵略性。老是妨碍她的父亲,全心爱着她的男朋友唐纳德(Donald)是她的保护者。很偶然的,这个节目触及到了单身女人所面临的危险(在一个情节里,安·玛丽遭到抢劫,还有一次她接到了猥亵电话),但是这里没有提到那些后来在描写单身女性时很流行的危险。安·玛丽从来没有被男友抛弃。她也没有怀孕的恐慌,似乎她和唐纳德保持着纯洁的关系。  观众也从来没有看到安·玛丽为唐纳德是否会把订婚戒指戴到她手上而焦急不安。在这个连续剧的最后一集中,他们两个人订了婚,尽管他们的婚礼从来没有展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安·玛丽是一个解放了的女人,连续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带着唐纳德去参加一个“妇女解放”聚会。  《那个女郎》在收视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吸引了一大批从18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观众。年轻的已婚女性尤其对这种她们不曾经历过的生活着迷。在这部电视剧播出后的很多年里,托马斯评论观众的反馈:“实在是很让人惊异,我们收到了那么多信。那么多的信!一个星期有3000封到5000封信!年轻女性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不要和唐纳德结婚!你就保持单身好了。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两个孩子。我今年23岁,我希望能像你一样,和男朋友生活在纽约……”  单身女郎作为女性偶像被玛丽·里查德(Mary Richard)在《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巩固,这部电视剧在1970年9月开始播出。观众们对摩尔于1961年到1966年间在《迪克·范·迪可秀》(The Dick Van Dyke Show)中扮演的劳拉·皮特里(Laura Petrie)已经很熟悉,那是一个整天得意洋洋的妻子和母亲。劳拉·皮特里和安·玛丽是相反的两个角色,她放弃了很有前途的舞蹈事业,结了婚,到郊区生活。在这部电视剧中的单身女性,喜剧作家萨莉·罗格斯(Sally Rogers)和劳拉·皮特里很像,是前女性主义者的敏感性的产物。由罗斯·玛丽(Rose Marie )扮演的萨莉(Sally)已经成为为人们所熟悉的单身女性的老套人物——一个本来很俏皮的女郎因为经历变得越来越喜欢冷嘲热讽。她很想找到一个男人,但是同时又害怕求婚者,因为她“女性主义”得不够。对单身的职业女性的描述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号召女性回到家庭的思潮是一致的,都是把家庭主妇说得十分光荣,质疑职业女性的价值。在那之前,职业女性就像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简·亚瑟(Jean Athur)和罗莎林德·拉塞尔(Rosalind Russell)在电影中扮演的那样,活泼、满足甚至是对男性有吸引力的。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5)
玛丽·里查德返回到了这一传统。她塑造的角色,是一个在订婚后搬到Minneapolis,和安·玛丽一样对单身生活充满了乐观,这从电视剧那个享有盛名的开头就可以看出:摩尔把一顶贝雷帽扔到了空中,这时候主题歌响起。“毕竟你将会拥有它。”但是摩尔的角色表现得比《那个女郎》稍微进化了一点。她这时候已经年过三十了,还没有结婚。她并不缺少男性的追求者,却没有固定的男友。尽管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这部电视剧暗示了玛丽·里查德将和一个与她没有关系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到了1977年,玛丽还是没有透露出要结婚的蛛丝马迹。  玛丽是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编辑部工作,但她的职业并没有限制她的生活,尽管她的同事已经开始去建立家庭。过了几年,她被提升了,尽管她还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当她的男同事把老板称为卢(Lou)的时候,她还是坚持叫他格兰特先生(MrGrant)。有时候,职场里的性别不平等是故事发展的线索。在一个情节里,玛丽在得知她比她的男性前任每周少拿50美元后去质问老板,他以一种很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解释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她是个女人。然后,为了打消她的顾虑,他说:“这和你的工作没关系,玛丽。”  摩尔在现实生活中嫁给了该部电视剧的制片人格兰特·廷克(Grant Tinker),也成了单身女性的偶像。以至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70年代早期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去华盛顿支持没有成功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男性政治家表示愿意讨论由电视明星提出的建议。  在70年代后期,女人没有丈夫也能茁壮成长,甚至能像超人那样行事成了一个娱乐性元素的发源。电视上的大多数女主角都是“没有丈夫的”或者是占有上风的妻子,比如由碧依·亚瑟(Bea Arthur)在《茂德》(Maude)中扮演的茂德·范德雷(Maude Findlay)。其中女性从事的都是传统上认为应该由男性从事的职业——安吉·迪金森(Angie Dickinson)在《女警》(Police Woman)中,《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里面的“娇娃”,还有《无敌女金刚》(The Bionic Woman)里面的琳塞·瓦格纳(Lindsay Wagner),她白天是一个教师,晚上从事秘密活动。  一点都不令人吃惊,离婚被当成导致贫困的最佳方式,而不是走向解放的捷径,在保罗·马佐斯基(Paul Mazursky)拍摄于1978年的电影《一个未婚女人》(An Unmarried Woman)中表现了这一现象。吉尔·克莱伯格(Jill Clayburgh)扮演艾瑞卡(Erica),一个聪明、漂亮的纽约上东区女人,同时还是一位母亲。她的丈夫突然离开了她去追求另外一个女人了。当他告诉她这一消息时,她如此震惊,以至于在大街上就开始呕吐。当然,艾瑞卡最后还是挺过来了,在一群支持她的女朋友的关怀下,在由英国演员艾伦·贝茨(Alan Bates)扮演的那位温柔、英俊而有名的艺术家的真心呵护下,她如凤凰般重生。但是为了与70年代女性自吹的自给自足保持一致,艾瑞卡觉得她应该走自己的路,所以她赶走了男朋友。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是这个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拿着她前男友画的一幅大油画,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风很大,她步履蹒跚。这是一幅值得记住的画面,其目的在于传达她刚刚建立的独立。然而30年后,许多看这部电影的女人提出了疑问:“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要赶走深爱着的那个男人?不能找什么工具运那幅画吗?难道那样就不独立了吗?”  评论家和观众都把艾瑞卡看作是一个大胆的新女性原型。但是当拿她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离婚女人相比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根本就算不上。尽管在那时离妇女运动的兴起还有好几十年呢。她们是被启迪了的女人,正如小说《前妻》(Ex…Wife)中所描写的那样。这部作者匿名的小说出版在1929年,引起了很大的称赞,共售出10万多册。后来有迹象表明这是厄休拉·帕瑞特(Ursula Parrott)的第一部小说,她自己也是一个前妻,但是第一次婚姻结束了,是第二次婚姻还没有开始(她总共结了4次婚)。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纽约,描写了一对夫妇表面上平等的婚姻。后来妻子发现了丈夫的不忠。为了报复,她和他最好的朋友睡在了一起,但她发现在这方面事实上存在着双重标准。当她丈夫发现她的不忠时,他无法接受,他们离了婚。她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找到了一份迷人的高薪职业。尽管她并不想和前夫复合,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她和他睡在了一起。当她离婚的时候,她说得跟个哲学家似的:“这件事太过无聊,实在不值得挂在心上。不过是现代女性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她最后嫁给了一个好朋友,并动身进行环球旅行,希望能够找到她驻扎在日本的爱人。(可以预见,当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时,好莱坞给这个故事加上了一个幸福的尾巴。这部电影的名字是《柳暗花明》(The Gay Divorcee),由诺曼·斯凯瑞厄(Norma Schearer)主演,在电影里,妻子追寻丈夫的足迹来到巴黎,他们最后复合了。)  在20世纪早期,对离婚女性的描写看上去还是很先进的,单身职业女性的概念也很强烈。30年代由40年代时髦精明的单身职业女性被坚强的、疲于奔命的女性形象所代替,她们在不平衡的职业环境里工作,没有能力维持一种健康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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