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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打而被起诉，对于这一点他应付得很好，付了很少的一笔罚金，他不再被起诉了，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安排自己的事务，选择他自己的辩护律师，而不是像其他被告人一样接受法庭的安排。　　最后，尼克尔·布朗离开了辛普森。她的姐姐丹妮斯（Denise）对记者说，她没有早点离婚，是因为恐惧。很显然，她之所以还和他在一起是因为“她是那么爱他”。即使这对夫妇在1992年离婚后，他们还是想复合。在她去世前的三个星期，他们之间的一次和解失败了。她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想尽量和她的前夫隔得远一些。　　但是即便是布朗选择了离开，她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厄运。像辛普森这样的男人把妻子看作自己占有的财产，似乎结婚证确认的是他的所有权。布朗对这一点很清楚。在她死后，调查人员在她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现在已经很有名的照片，上面记录的是她被殴打后的身体，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是谁干的。”　　有许多女人像尼克尔·布朗一样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其中的许多女人在她们的故事为人所知后赢得了不正当的名声。在尼克尔·布朗遇害的六年前，海达·纳斯鲍姆（Hedda　Nussbaum）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的头版上，这是另外一个遭受折磨的女人。纳斯鲍姆是一个儿童图书编辑，她与自己法律上的丈夫乔尔·斯蒂尔博格（Joel　Steinberg）一起生活了12年。斯蒂尔博格是一个律师。报纸在提到这对夫妇时总是说他们居住在“纽约市最美丽的格林威治村”的一座曾经被马克·吐温（Mark　Twain）租住过的房子里，好像这些迷人的细节能解释为什么诺思鲍姆能够忍受暴力。　。　想看书来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2）
1988年，斯蒂尔博格因为6岁的养女丽莎（Lisa）的死亡案件受到审判，直到这时候，纳斯鲍姆长期遭受折磨的故事才开始为人所知。邻居们曾经因为听到他们家里传出尖叫声打电话叫过警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服纳斯鲍姆去提起上诉。当警察在1987年11月2日赶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被眼前可怕的一幕给惊呆了。丽莎因为经受了反复的殴打陷入昏迷状态，三岁的米切尔（Mitchell）被绑在围栏上，肮脏不堪，喝着已经变质的牛奶。两天后，丽莎离开了人世。　　作为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纳斯鲍姆在女儿被害的那个晚上，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都无力支撑。尽管当她在受虐待的时候和丽莎在一起，但她也受到殴打的事实并不能减轻她的罪责。在审判期间，一些事实被披露出来，斯蒂尔博格曾经用脚踢他的妻子、用手掐她、打她、往她身上撒尿、把她的手绑起来挂在横梁上、把他的手指塞到她眼角里、多次打伤她的鼻子，他还把她的头发扯下来。斯蒂尔博格被判处了25年的监禁。纳斯鲍姆被判处到精神治疗中心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从那里出来后，她做过女佣，卖过雅芳的化妆品，还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过。　　在纳斯鲍姆成为证人之前很久，认为家庭暴力会让女人没有能力做有理智的行为的看法已经形成。10年以前，弗朗辛·休斯（Francine　Hughes）先是因为小说后来又因为电影《燃烧的床》（The　Burning　Bed）而声名大噪。1977年，休斯把她的前夫米基·休斯（Mickey　Hughes）烧成了灰烬，她先是把汽油倒在了他睡的床上，然后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床。她已经和这个男人离婚6年了，但是他拒绝离开他们结婚时的房子，而且继续要求行使他所谓的“夫妇间的权利”。她叫过警察，但是他们不想插手。所以她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件事。在审判的时候，她因为暂时性的精神错乱而被宣布无罪。在这一过程中，她被提升成了为妇女权益而进行抗争的女英雄。　　被虐待的妻子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60年代和70年代家庭暴力受到关注的一个结果。在此之前，被殴打的妻子并不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女人认为婚姻中的暴力是应该的。在19世纪早期，妇女道德改革运动之所以激烈地反对酗酒，就是因为酒精被认为是引起夫妇间的暴力、强奸和召妓行为的元凶。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法律认为丈夫有权力“训练”他的妻子，当一个丈夫因为妻子的不忠殴打甚至杀害她时，法官经常会从别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　　当大众文化提到妻子所遭受的殴打的时候，这一情节经常被当作是娱乐性元素的发源地。20世纪50年代，杰姬·格利森（Jackie　Gleason）在电视节目《度蜜月者》（The　Honeymooners）中粗俗地对他伶牙利齿的妻子说“到月亮上去，爱丽丝，到月亮上去”，这引起了观众的大笑。即使是在广受欢迎的家庭喜剧《我爱露丝》（I　Love　Lucy）中，家庭暴力也是被表现为一个笑话。其中有一个情节，一群女人聚在露丝的起居室里举行“星期三下午美术同盟”，最后却成了大家一起议论她们都认识的一对夫妇之间的“大打出手”的争斗。当埃塞尔（Ethel）想把聚会的主题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的时候，露丝却提高了声音，问：“难道比尔（Bill）真地把多萝茜（Dorothy）的眼睛给打青了吗？”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轰笑。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第一批走上电视参加脱口秀节目向公众谈论自己被丈夫殴打经历的女性。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她们的真实身份一般被掩盖起来，经常是以化名出现。为了让她们避免遭到丈夫的报复，她们的脸通常也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匿名出场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耻辱，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妻子被丈夫殴打，或者是“教训”，那么她就会被认为不是一个好妻子或者是曾经激怒了她的丈夫。　　妇女运动对受虐待的妻子很是关注，在这一运动中，受虐妻子是需要社会支持的隐藏着的受害者。她还被当作说明女性在婚姻的政治沙场上处于次要的、妥协的立场的一个最方便的象征物。在妻性鸿沟缺乏更积极的妻子类型之际，被虐待的妻子成了最容易确认的妻子，成为一个将影响对妻子的理解——甚至是影响对那些不曾被虐待的妻子的理解的一个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被殴打的妻子逐渐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许多资料证实，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地带，成为妻子会把一个女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1976年，社会学家默里·斯特劳斯（Murray　Straus）、里查德·格勒斯（Richard　Gelles）和苏珊·斯坦默兹（Susan　Steinmetz）对家庭暴力做了第一次流行病学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8％的美国家庭中发生过身体袭击。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家庭暴力一般被谴责为是“流行病”。殴打是美国女性受伤的最主要原因，在进过急诊室的女人中有1/3是被殴打致伤。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需要仔细照料的怀孕女性中大约有25％的人曾经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　　费思·麦克努迪（Faith　McNulty）在1981年出版的《燃烧的床》中对弗朗辛·休斯的事情做了细致深入的描写，临床心理学家艾伦·威洛比（Alan　Willoughby）曾经引用过这个案例，说像休斯所经受的这种极端的被虐关系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无数的米基和无数的弗朗辛，”他说，“我们绝对不能把这样的事当作孤立的和异常的，而应该把这些事情当成我们文化中的主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3）
资料证明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其周期性。一项研究中一个美国女性每18分钟挨一次打，而另外一个女性每12秒就会被打一次。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1/4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总会被她丈夫殴打好几次。美国的全国反对家庭暴力联合会一直致力于降低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这个机构声称在2/3的婚姻中至少会有一次家庭暴力发生。另外一项研究估计有1/3的女人在其成年时期会经历来自其关系亲密的人的一次严重的甚至会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在《婚内强奸》（Rape　in　Marriage）一书中，黛安娜·拉塞尔（Diana　Russell）写到有1/7的女人曾经被她们的丈夫强奸，而且“婚内强奸”是最常见的一种强奸。　　女性主义的激进主义分子对赋予丈夫以妻子的身体统治权的法律提出了异议。“婚内强奸免除”是其中一个受到置疑的目标，这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都通过了的法律条款，这一条款让强奸妻子的丈夫得以不被起诉。事实上，1848年在纽约的塞尼卡福尔斯（Seni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女性权益大会，关注的焦点就是解除丈夫对妻子所享有的“夫妇间的权利”。　　但是100多年过去了，这一情况并未发生。1978年在美国发生的莱德尔特状告莱德尔特的案子又一次把公众的目光集中在这一条款上。在起诉书中，超级市场的收银员格里塔·莱德尔特（Greta　Rideout）起诉她的丈夫约翰·莱德尔特（John　Rideout）强奸了她，她所依据的是俄勒岗州刚通过的法律改革。这是男人因为强奸和他朝夕生活在一起的妻子而被起诉的第一个案件。约翰·莱德尔特最后被宣告无罪，但是接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引起了变化。1982年，当罗纳德·凯·伍德（Ronald　Kay　Wood）在加拿大因为强奸他的妻子被判有罪的时候，莱德尔特的案子成了作为参考的案例。1983年，强奸法被扩大为性攻击法，一个男人对妻子的强奸第一次被视为有罪，尽管一直到1995年，在加拿大的罪行代码中夫妻间强奸免除才被真正清除。　　1991年英国的丈夫也失去了婚内强奸的豁免权，在许多地区这一规定曾经助长了许多罪行。英国杂志《看客》（The　Spectator）批评通过这一法律的英国国会上议院说，他们这一做法是对“女性主义”的投降。　　即使如此，婚内强奸在被判决的时候依然有自己的等级。“婚内强奸”这一说法本身如此普遍，说明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依然存在双重标准。“婚姻的”作为一个修饰成分让强奸看上去好像是被许可的，所以危害似乎不是特别大。“家庭暴力”这个词的含义同样阴险。把如此残忍的行为说成是“家庭的”好像是把它严格限制在了一定程度之内。“家庭的”这个词让人想起的形象是已经被驯服的野兽。通过这种界定，家庭实际上是被定义为一个避难所，个人的休憩之地。　　不管公共服务机构如何宣称，家庭暴力还是被看作私人事件。事实上，这种想法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在美国军队里一个有家庭暴力记载的士兵还是能够得到“操行良好”的称赞，当2002年夏天在卡罗莱纳州北部的军事基地发生了四起妻子被丈夫谋杀的案件之后，这一情况才被披露出来。　　把家庭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生活领域，法律执行机构很不情愿介入到夫妻间的争执中来，即使是在法律本身发生变化之后，这一情况也无太大改观。一件极其恐怖的事件又发生了，刺痛了人们有点麻木的神经。这一次，事件的主角是特蕾西·瑟曼（Tracey　Thurman），她的名字必将被铭刻在被虐待妻子的名单里面。瑟曼是一个三岁的男孩的母亲，刚刚24岁，她成功地对康涅迪格州的特灵顿市的政府机构及其警察局提起了诉讼。她起诉理由是这些机构在1985年未能对她实施足够的保护措施，导致她遭到了本应与她保持足够距离的丈夫的袭击，最终造成她部分瘫痪。她在起诉书中说，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查尔斯·瑟曼（Charles　Thurman）或者是巴克·瑟曼（Buck　Thurman）——平常人们更多是这样叫他——经常威胁她和她年幼儿子的生命安全。当她报警的时候，她说，警察总是对她的呼救充耳不闻。当他们有所反应的时候，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巴克·瑟曼被逮捕过两次，第一次他没有被起诉，第二次他被判缓刑，判决要求他不得接近特蕾西。　　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巴克·瑟曼来到了特蕾西居住的地方。特蕾西打电话叫警察。一个警官在接到电话后赶了过来，但是他只是驾驶着警车从街道上经过。当时巴克拽着特蕾西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后院，在那里他总共刺了她13刀。在法庭上，从巴克·瑟曼手里夺下带血的刀子的警官说他当时没看到人，但是他听到过呼叫声。他以为“充其量，那个男人最多也就是在拿刀砍一只狗或是鸡”。　　后来，当这个警官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巴克·瑟曼用他的工装靴踹特蕾西的头，一直踹到她的脖子断了，脊椎神经受到损伤，她的身体失去了知觉。终于闻讯赶来的警察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但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逮捕巴克。赶到现场的五个警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把特蕾西·瑟曼弄到救护车这件事上。最后，当巴克·瑟曼爬上救护车想继续攻击特蕾西的时候，他们才把他按在了地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4）
这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案例：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允许一个妻子因为警察没有向她提供足够的保护使她免于来自她丈夫的伤害而提起诉讼。这个案子成了一道分水岭：一个国家开始意识到一个妻子在法律上拥有独立于丈夫的自治权。最后康涅迪格州通过的法律被称为“瑟曼法”，这一法律要求警察对家庭暴力要像对其他犯罪行为一样做出反应。这一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96年，这一年这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条创建永久的控制机制的法律。特蕾西收到了23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一事件让保险业不得不给市政当局施加压力让他们对警察提供处理家庭暴力方面的培训。　　一个帮助受虐妻子的组织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危机中心、避难所、支援团体、宣传机构和政府提供资金的一些项目。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受虐妻子这一社会现象。10月份一整个月被定为家庭暴力关注月。1998年，当海达·纳斯鲍姆开始出现在演讲者的行列中，在大学中以“家庭暴力”为主题做每小时收费超过3500美元的演讲时，她也加入了这一组织。黛安娜王妃是受虐女性避难所的热心支持者。她在描述自己的处境时认为自己事实上也是一个被虐待的女人。“我曾经在精神上被殴打，鼻青脸肿，处境艰难，这个世界所遵循的秩序让我在15年来饱受折磨……”在写给她的男管家保罗·伯雷尔（Paul　Burrell）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这封信后来被放在了他在2003年出版的《王室职责》（A　Royal　Duty）一书中。　　受虐妻子的帮助组织之所以被建立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一旦女人们离开了虐待了她们的人，换而言之，不再当妻子，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但是存在于处在虐待与被虐关系中的夫妻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切断的。尽管很多人认为所有处于家庭暴力中的女性有许多共性，但是并没有一个所谓典型的受虐妻子形象存在。被殴打的妻子这一群落跨越阶级、人种和地理环境。（资料显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家庭暴力比较盛行，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也不尽然。研究也表明高收入阶层的人不大容易表露出这一情况，也许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妥善处理。）受虐女性所采取的策略和应对措施也明显不同。　　那些继续忍受着家庭暴力的女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受的迫害很大以致于无法离开。人们长时间以来刻在脑子里的关于受虐妻子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少现实根据。人们很难接受一个现实：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忍受某种潜在的暴力威胁也比独自生活要好很多。有时候那些继续待在有暴力存在的家庭中的女人把家庭的完整看得比安全还要重要。有时候即使是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有的女人也会选择继续保持她比较看重的这种关系，因为这个家庭毕竟曾经带给她过家庭的温暖，在这个家庭里她生育了子女。　　之所以有些女人继续待在有暴力存在的家庭里是因为她们认为离开也许会让自己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像尼克尔·布朗，曾经打过911但是她并没有想过起诉自己的丈夫。许多被虐待的女人都不想自己的丈夫被逮捕或者是彻底与他分手。　　认为女人应该对自己被殴打、被虐待的情况负有一定责任的看法或许看起来对改变这情况并无作用，但是仅仅把这些女人看作受害者也许对她们并不总是有好作用。把女人当成命定的受害者实际上还是把妻子定义为消极的、屈从的一方。这一说法暗示的是妻子，或者括及全部女性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她们被看成没有脾气的人，不会激起家庭纷争，不会在家庭里占主导地位也没有能力去伤害别人。这一点在弗朗辛·休斯的案件审理时，当时的法官所说的话中就有很好的反映：“哪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的丈夫给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