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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都写，受篇幅的限制，每条措施都只能一两百字概述一下主要内容，这样对每条措施的介绍就只能是枯燥乏味的公文语言了。而我会提炼出洱海治理中创造出的几个最新鲜、别的地方没有做过或者做不到位的好办法，如“行政区划为洱海治理而调整”、“环湖截污管道可地下跑车”、“洱海边上连垂钓的身影都没有了”、“350名协管员管住入湖河道”、“沿湖农村也有了垃圾清运车”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办法远比“领导重视”“理顺体制”等公文语言更有新闻价值，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会把提炼出的这几条新办法每个做成一个小标题，用生动的细节、鲜活的例子来写。五点启示也可以全部不要，而把这些意思放到每个新办法之中，通过沿湖群众的感受来表达。群众的朴实语言要胜过记者自己去总结归纳出的几条干巴巴的“经验”和“启示”。
　　“如果采用这种创新的办法来写洱海治理的经验，应该可以跳出经验报道‘公文化’的窠臼了。”我说。
　　改进和创新正面报道是整个新闻界面临的难题，尤其是经验类报道更难突破。
　　“伍总，我就按照你讲的思路再写一篇，争取有所突破！”浦超的劲头上来了。
　　

把新闻采访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
2007年6月19日　　星期二
　　记者李倩来说，《新华每日电讯》编辑曹波又打电话催我们写一篇采写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感人事迹背后的故事。
　　《电讯》开设了“新闻背后”的栏目。以前，记者觉得采写经过之类的东西不是新闻，只有写业务文章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写这些，认为只有圈内人才会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感兴趣。
　　其实不然，把采写新闻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认识。尤其是典型人物的报道，读者往往心存疑虑：是不是真的就像你们写的那样好呀，怕是你们记者笔下生花吧。
　　这时候，你把采访的前前后后，把你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感受和认识都原原本本和盘托给读者，既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也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所以，新闻背后记者的活动和经历，也是新闻。这样的新闻能拉近读者与记者、读者与新闻人物之间的距离。
　　2004年，我写交通局长的楷模赵家富，除采写主打通讯《有这样一位交通局长》之外，还专门写了篇《对一位英模人物的“污点”调查》，讲的就是我们作为记者对赵家富事迹调查核实的过程。新华社破天荒地作为通稿播发，结果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超过了主打通讯，还被认为是典型人物报道的重大创新。
　　新闻背后的新闻，某些时候新闻价值甚至大过新闻本身。
　　“那写些什么呢？比如，我们是从公安厅的一台晚会上知道这件事的，罗映珍一开始很不配合我们采访，还指责我们是不是想通过写她来出名，这些事能写吗？”李倩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笑了：“为什么不能写呢，就是要把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那些细节告诉读者。要写读者想知道而又无从知晓的东西，如，这个人物是怎样发现的？是记者自己采访到的还是有关部门策划的？罗映珍的日记真的是她自己写的还是记者代笔的？记者写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等等。把读者的这些疑问原原本本、老老实实作个交代，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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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转变才能使报道“三贴近”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
　　打开电脑，看到陈鹏发来一篇稿件：《云南“无障碍旅游”时间表遭到质疑》。
　　这是陈鹏在西双版纳、大理、丽江进行旅游业专题调研的成果。小伙子这回没少花力气，调研非常深入，问题抓得准，稿件也有相当的思想高度。看得出来，小伙子努力想把稿件写得生动一些，遣词造句都很讲究，还引用了大量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然而，通篇读下来，仍然略感枯燥。
　　为什么呢？大概还是因为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缘故吧。旅游业界的专业人士也许尚有兴趣读完这篇稿件，但要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读，就要耐着点性子了。
　　将近3000字的稿件，只听见云南省旅游局说：要抓紧推行“无障碍旅游”。然后又听见旅行社和各州、市旅游局说：“无障碍旅游”行不通。推行者、反对者都各有一番道理，讲道理时还都是一套一套的旅游专业术语，能不枯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报道视角的问题。所谓报道视角，就是我们站在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及我们采写的新闻是从谁的角度来反映问题。记者采访新闻，往往习惯于“采访对象视角”，把我们的报道视角等同于采访对象的视角。我们采访谁，就自觉不自觉地从谁的视角出发来写新闻。
　　在实际工作中，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新闻离老百姓的生活很遥远。而受欢迎的新闻，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新闻。工作新闻是记者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采写的，是不是工作新闻就一定是工作性强、不受读者欢迎的呢？工作新闻能不能也尽量做到“三贴近”？
　　答案是：工作新闻也是可以做到“三贴近”、可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关键是要转变报道的视角——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来转变。
　　比如说，新闻讲政府近期开展了某项工作、出台了某项政策，这就是“工作视角”。但我们如果不直接讲政府的工作，而是讲某一个群体的老百姓最近生活状况有了些什么新的变化、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不停留于转述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而是深入挖掘这项政策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改变，这就成了“百姓视角”了。
　　《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在一次新闻学术研讨会上给我们讲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国手机用户突破3000万。就这么一个新闻事件，绝大多数记者写了我国通信事业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从无到有，现在突破3000万了。而有一位记者则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特殊的手机用户——“我买到了第3000万部手机！”前者是工作视角，而后者则是百姓视角，孰优孰劣，不辩自明。
　　报道视角，是个习惯问题，是个意识问题。你在报道中有没有换个视角看问题的意识，而不拘泥于仅仅从采访对象的视角看问题？我们是不是跟着采访对象的视角跑了呢？我们的报道视角是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视角所局限了呢？
　　回过头来再看陈鹏的这篇稿子，调研“无障碍旅游”，除了旅游局和旅行社的工作视角，有没有百姓视角呢？当然有，那就是广大的旅游者。从旅游者的视角来看，在推行“无障碍旅游”之前，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旅游的，有些什么苦水要倒？在他们看来，“无障碍旅游”将怎样改变他们的旅游生活？“无障碍旅游”在云南一些州、市推不开，最近有没有旅游者因为这些州市的“抵制”而遭遇“障碍”？这样的事例多不多？旅游者对此有些什么议论和看法？
　　如果从百姓视角来报道“无障碍旅游”，陈鹏不妨再多采访一些旅游团队、旅游者，换个角度，重新采写一篇《云南：“无障碍旅游”遭遇重重“障碍”》，相信会产生“轰动效应”。因为从百姓视角来采写的报道摒弃了工作性，实现了“三贴近”，自然也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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