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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皓说新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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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有些人，就能把一个好端端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糟蹋得完全变了形，新闻发言变成了新闻封锁，“信息公开透明”变成了对新闻采访的“公开限制”。记者采访就只剩下发言人“喂料”给你吃一条途径，其他的采访渠道都掐死。新闻发言人制度被“异化”到这个分儿上，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也与中央在全国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丝毫不是什么民主、开放的进步，恰恰是对新闻记者新闻采访权和人民群众知情权的无理践踏！
今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全省法院系统新闻发言人暨法院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请我去授课。既然让我去讲，我就不客气了。这些话憋在心里已经好久，不吐不快！有真话不说，也不是我的性格。我在演讲台上目光烔烔地盯着下面密密麻麻坐着听讲的新闻发言人们，有的人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2）
我的新闻讲座素以大胆、尖锐、直刺积弊、毫不留情面而闻名。云南省自实行新闻职业任职资格培训考试制度以来，先后办的十几期培训班都是我去讲“新闻职业道德”，讲得能让不少人脸红心燥；每年也都还有些部门和行业要请我去讲上一二十场，我对这些部门和行业新闻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都直言不讳。我的讲座从来不打草稿，所以想说就说，口无遮拦。上个月，全省监狱系统举办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据说是大大小小每个监狱都来了人，我也讲监狱系统的新闻报道不要“自锢为监”，毫不客气地讲了很多监狱系统发生的“丑闻”和媒体的报道实例。我想总不至于揭了监狱的短就投我进监狱吧？哈哈！今天也一样，法院也不会因为我讲的话不那么入耳就判我的刑。所以我就放开了讲。
全省每个州市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宣传干部全都在场，这可是表明我们媒体立场的一个难得机会。我站在媒体的角度，讲媒体对新闻发言人的期望和要求，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大致讲了这么一些要点：
第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增强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动引导舆论。但是你可以主动发出声音，可以增强你的声音，却不可封杀别的声音。引导舆论不是垄断舆论，事实上也做不到。把新闻发言人制度理解为对新闻采访的限制和绝对控制，不仅徒劳，而且十分不明智。
第二，新闻发言人绝不能有任何凌驾于媒体之上或者施舍于媒体的想法，只能是真心与媒体交朋友。平时不认真交朋友，有事才来跟媒体说三道四甚至发号施令，没门儿！
第三，务请记住，新闻发言人是为了方便媒体采访而存在，而不是反过来给新闻采访增加障碍。新闻发言人应该尽一切可能给新闻采访创造方便的条件，在提供方便条件的同时，有义务为记者提供权威、真实、准确的“官方”信息。
第四，聪明的新闻发言人会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主动提供给媒体，而不是躲躲藏藏，等到记者找上门来才出面表态。人之常情，你主动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告诉给了媒体和记者，媒体和记者自然会在心理上同你产生亲近感，后续报道怎么报、用什么口径报道、报哪些不报哪些都还有得商量；如果是媒体自己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挖到的线索，对不起，这时候你的说法就是“仅供参考”了。这是大实话。
第五，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言人“主动引导舆论”最主要的手段和形式。但请记住，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靠新闻发布会就能“吃饱”，所以勤开发布会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媒体“报料”更重要，有时候还要讲究点策略，今天给重点联系的这家媒体提供点儿“独家”和“猛料”，明天再找点儿“独家”和“猛料”提供给另外一家。不要寄希望于所有媒体都会对你新闻发布会上的“大路货”大做文章，能在边边角角给你对付上一条已经算对得起你花钱、费力开的新闻发布会了。
第六，新闻发言人总想多塞些“正面宣传”给媒体，但请注意，不要觉得事无巨细都能上报上电视就一定是“好事”。正面宣传会不会产生负面效应还要深思熟虑。我举了前不久某中院发布的一则新闻：杨老汉辛酸奔波两年才终于赢得一场小官司，出于小老百姓对法院的敬畏和感激，给法官送来一面锦旗。这就实在不值得写新闻大肆宣扬。
第七，新闻发言人往往并不接触具体的业务工作，要让自己真正有“发言权”，还得悉心钻研业务。拿法院的新闻发言人来说，碰到大案要发布，你对案子即使不能比审判员了解得更透彻，但至少要比在场的所有记者都要了解得更透彻。只会照本宣科念完新闻通稿就喊“散会”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哪个媒体和记者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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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1）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中国头牌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应邀来昆明为云南省领导干部作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上午我也起了大早，赶去听讲。报告会后，有领导向厉先生推荐我，在先生面前夸我是北大的“杰出”校友。抬爱的结果，是我被邀请与厉先生和夫人共进晚餐。
厉以宁先生名动天下，所到之处身边都围满了人，直到餐后、临睡前才终于清静下来。我陪着先生去小花园内散步，幽静的小径上再无其他人打扰，我得以就经济学传播的几个问题向先生求教。
随着财经媒体的崛起，经济学家成了学者中间最“吃香”的一群人，经济学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那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对“经济学家明星化”的现象又怎么看呢？
厉以宁：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只不过经济学家作为“智库”，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媒体对经济学家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过多地炒作经济学家，反而会使经济学界多了些浮躁之气。有些经济学家不是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现象去作严肃的、艰苦的、科学的研究、论证、评估和分析，而是成天想着如何才能以稀奇、古怪、大胆的言论去取悦媒体，这是颇值得忧虑的。
中国经济学界素以“好斗”“好争论”闻名，媒体天性使然也是喜欢“斗辩”和发起“争论”的，因为这能使媒体获得更多读者的眼球。所以，经济学界几乎每一次“论战”，都给媒体提供了“猛料”。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越激烈、越血腥、越有火药味，媒体就越发被刺激得兴奋异常，就越发来劲。
厉以宁：学术界的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也就没有学术。但是媒体过多、过滥地介入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反而妨碍了经济学界的学术之争。有时候，媒体的声音反而掩盖了真正经济学家的声音，有的经济学家抛出的观点本来不占主流，却夹着媒体的热捧声音分外响亮，调门奇高。学术观点之争往往被媒体推波助澜演化为人身攻击，让人感到很难说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了，这会败坏经济学界的学风。
我这样理解厉先生这番话的深意，经济学家研究的多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之间的争论有助于把问题搞透彻。但公众并没有学者那样的学识素养，如果把经济学家们在学界内部的争论意见都不加选择地端到公众面前，反而使得公众莫衷一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发展方向产生困惑。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在经过广泛争论之后，终会形成一定的共识，媒体还是应该多报道这些共识，少报道一些分歧和争论为好。毕竟，经济学研究直接关系国计民生。
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2）
厉以宁：是的。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经过这么些年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步取得了共识：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我绝对不利，人民币小幅升值利大于弊。媒体大力宣传经济学界达成的这些共识，就有助于帮助公众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但如果报纸上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好，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不利，老百姓就被搞糊涂了，说不定还会丧失对人民币的信心，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学术争论无禁区，宣传报道要守纪律。
那么，在经济学传播过程中，或者说媒体在报道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观点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些什么呢？
厉以宁：经济学报道一是要准确，二是要经得起考验。“准确”是说，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学家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未必就是准确的结论。媒体不能觉得哪个经济学家权威、哪个经济学家说的话新奇就去报道，还要问一问这个说法有多少根据，是否经过实证。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放言“中国的GDP水分很大”，媒体就跟着炒，但是媒体想过这个结论准确吗？我刚去过重庆，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跟我讲，他们统计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只能统计到农民寄回来的钱；农民吃的用的和没有寄回来的钱，都没有计入GDP；即使国有企业有一些虚报浮夸，但占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只会瞒报；国外是把家庭保姆的收入都计算在GDP之内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跟你家的保姆结婚，GDP就减少了，可我们的GDP统计保姆的收入了吗？所以据我研究，中国的GDP不是有水分的问题，而是实际的GDP还要大得多！报道不准确的结论，就是对公众最大的不负责任！所以，媒体对还拿不准的、或者个别经济学家未经实证的观点不宜公开大肆宣扬，要么发发内参是可以的。
一方面，媒体时常传播一些似是而非、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股份制”的经济学家，因此有“厉股份”之称，但从股份制理论的提出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间仍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媒体往往又犯着“急躁、武断”的毛病，干着“扼杀真理”的事，还自以为是在“维护真理”。
厉以宁：经济学报道的第二个要义，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济学是一门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的科学，经济学的新闻报道能够没有“时间验证”的意识吗？经济学的研究究竟谁对谁错，是要靠实践和时间来检验的，媒体也不要匆匆忙忙下结论。媒体的报道要做到20年过后再来看，你这篇报道还是对的。股份制经过了20年，终于被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社会承认了，但是当年媒体批股份制批得可厉害了，全国媒体几乎一边倒，似乎我厉以宁就是洪水猛兽，是在搞“私有化”。那时候我借调在中央领导同志办公室，能接触到很多的内部材料，连内参里都是清一色批判我的。可20年过去了，媒体是否反思过20年前的这些报道？现在这么多满天飞的经济学报道，20年后还有多少是敢再拿出来自己看看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3）
实事求是地说，媒体也有媒体的苦衷。“新闻是易碎品”，媒体很难去考虑20年以后的事情，更多考虑的是明天我这条新闻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不过，新闻学理论中也还有一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作为媒体的编辑记者，还是尽力而为地多树立起“历史意识”吧。作为媒体从业人员，说实话是很困惑的：在如何对得起眼前的读者和如何对得起历史之间，我们常常无法作出正确的抉择。
厉以宁：经济学家的任务只能是提供利弊得失的比较，两害之间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供领导决策参考，代替不了决策，经济学是起这个作用的。而政治家的作用是掌握好“度”，不要过度。媒体的职责大约也是要把握好“度”吧。至少在传播经济学观点的时候，利弊得失都要向公众解释清楚，而不能一味地捧或者一味地杀。说“利”就百利而无一害，说“害”就百害而无一利，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态度。
中国只有一个股市还算是相对成熟，不像国外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等要素市场也都很健全、完善，所以中国的股民多。股民多，也是近年来财经报道特别是股市报道走俏的重要原因。媒体对股市的报道万众瞩目，然而又极其敏感，当真是开不得半点玩笑。
厉以宁：正因为股民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媒体怎样报道股市，怎样引导股民，就最能体现一个媒体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当前最为迫切的，媒体要加大对股民的风险教育。我在广州的一个记者见面会上就公开说过，现在有些报纸的宣传，股民千万信不得。害人哪！你尽报道什么老太太把本来要去看病的钱拿去炒股，马上大赚了一笔；报道什么夫妻俩索性卖掉房子、在股市旁边搭帐篷睡地铺炒股，结果没多久就赚回来两套房子的钱。报道这些事做什么？这是对公众极其不负责任的误导啊！可能有这样的事，事情也都是真的，但媒体只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行了吗？不是还有很多股民没有赚钱，甚至赔了钱，赔到倾家荡产，你为什么不去报道，这不也是真实的事实吗？国家出台印花税，媒体又大嚷股市的寒冬来了，“熊市”开始了。你弄明白国家出台印花税的政策调控意图了吗？不是要打压股市，而是为了限制股民频繁倒手交易，引导股民着眼于中长期，真正“投资”于股市而不是“炒股票”。很多媒体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弄懂，就在那里瞎嚷嚷。股民要是看了你的报道跳楼了、自杀了，媒体是不是谋杀？！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新闻学关于“新闻的真实性”理论确实解决不了“新闻选择”、“新闻取舍”或曰“新闻过滤”的问题。可悲的是，新闻又从来是只喜欢个别不喜欢一般，只喜欢特殊不喜欢普遍，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理念使然，而这个理念又向来是被新闻学当做信条的，对编辑记者浸淫已深。要解决新闻过滤上的这个问题，还得靠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
厉以宁：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对来说还比较客观公正，而一些市场化的财经媒体对经济学、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报道确实值得商榷。缺少媒体自律的经济学传播不仅搞乱人们的思想，因为完全不负责任的报道搞垮一个企业、搞垮一个产业的事情也时有耳闻。海南、广东“香蕉事件”，一篇“香蕉致癌”的假报道，就使得整个香蕉产业遭受致命打击，可怜的是蕉农啊！可我还时常听到一些新闻记者吹嘘自己的报道如何狠狠“收拾”了一个企业，如何把整个一个行业都“灭”了，以此来显示自己报道的威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新闻界实在应该反思啊！
夜已渐深，天已凉。我还有满肚子的问题要向厉先生请教，但先生年事已高，也该让他早点歇息了。
看来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厉以宁先生并未厌烦与我谈论经济学传播这一“边缘话题”。他邀我去房间，拿出他夫人何玉春女士的摄影集——每幅摄影作品都有厉先生的亲笔配诗——郑重地签上他们夫妇的名字，赠送于我。“这本集子，你在书店是求不到的。每一本都由我亲自决定赠予。”厉先生慈爱地对我说。
“其实我自己这辈子最满意的还是我的诗词。我的学生们说，我讲诗词比讲经济学讲得还好。”先生爽朗地笑着，“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来找我，我送你我的诗词集。”
大家就是大家。大家的学问都是相通的。我这个大学里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厉先生在古典诗词上竟也有如此高深的造诣。
记者要注意克服“单点思维”多一点“组合意识”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晴
我问：如果你参加云南省民政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种自然灾害的受灾情况，你会怎样写新闻？
记者甲：我会原原本本报道会上通报的灾害发生次数、受灾人口、受灾损失等各种数据。做到准确无误是作好这个报道的关键。
记者乙：在报道民政厅通报的全省面上的受灾情况基础上，我想还可以对上半年云南省发生的几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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