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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著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9）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0）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只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余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以致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1）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疑，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多年来，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标准，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最后得出了结论，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在一个转折点上，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2）
我明明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我知道：按照专政程序，无论现在你再说什么，结果都一样。既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最后的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昆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出，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面》。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面，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什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唱到这儿，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已。
　　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是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3）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才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180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
　　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