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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飘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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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
《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叶公超(2)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叶公超(3)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经董显光之延揽进入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7年后,升为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1949年3月代理部长。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眼看国民党风雨飘摇,处境维艰,断然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就使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蒋介石对叶公超在撤离大陆时既没有丢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档案的超前意识十分佩服。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为止。
叶公超出任外长前,当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适出任,后他们两人均感到国民党赴台后守的是烂摊子,工作无法开展,坚辞不出山。当时的形势的确对台湾大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台湾有不少“恶言”,使其对外关系蒙上一层乌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庄严宣告成立,苏联及东欧各国,还有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兰等国纷纷承认。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叶公超为此夜不能寐,从此有了服安眠药的习惯。
叶公超任“外长”期间,有不少虽非纯粹“外交”却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马公使与委内瑞拉代表国际贩毒案”,“《自由中国》雷震案”,殃及王士杰被解职的“两航飞机案”,美国顾问团雷诺枪杀刘自然导致群众忿而以砖石投击“美国大使馆”案,等等。此外,与“外交”有关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于1952年4月签订“中日和约”,为*与日本接触制造了一大障碍;二是于1953年12月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叶公超在任内曾兼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并先后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四次,他是国民党政权历任“外交部部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蒋介石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单独约叶公超在官邸共进晚餐,不久以政府名义颁授一等青云景星勋章给他。
叶公超(4)
叶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娴熟灵活,但均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成了“断交部”,以致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惨局面。如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台湾驻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还赖在那里不走,后*代表把台湾代表团从办公室驱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滢闲话》作者陈源(陈西滢)当场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于伦敦。面对这种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解除“外交”关系的事实,叶公超下属的一位司长说:“我们现在是开殡仪馆,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也有人当面质问叶公超,如东北籍的国民党*钱公来骂叶公超办“外交”“只知道办丧事”,干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丑事,这使有“文坛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誉的叶公超竟无言以对,使那些久仰“乔治叶”的记者大失所望。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乃至台湾现在画的“中国地图”仍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作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大使’?”蒋氏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坚决反对蒙古国入会,并认为使用否决权与否,权在最高当局,叶公超已超越职权范围,何况叶氏在其报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对蒋介石不敬之语句。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叶公超当时不知内幕,更不知早就想取叶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焕打小报告给最高当局,说他泄露“国家秘密”。蒙在鼓里的叶公超连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总统”将其召回,可“总统”不召见,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叶公超后来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未获批准。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叶公超(5)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可“生性直”的叶公超实话实说,这自然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快,认为他多管闲事。
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叶公超面色凝重地出来。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一般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还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写日记的习惯,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出“伟大成就”,用不着为自己“立传”做准备。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钱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宝仁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小吃。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介石说情,蒋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院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继任“总统”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游归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鸿章原韵并和老外交家郭则生诗韵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怀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叶公超(6)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后作的七律诗,叶公超步韵不仅穿插了日本游客欲以重金购藏诗幅而未能如愿的轶事,而且表现了他晚年“归林倦鸟知安隐”的情怀。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这体现了叶公超晚年浓浓的乡愁和有家归不得的苦闷心情。
为了帮助叶公超度过落寞时光,梁实秋请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讲授现代英语诗,他碍于情面答应下来。可他宦游多年,对重返杏坛十分不适应,因而只教了一学期便拂袖而去。他还在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台大校长知道后按别人所进的谗言将其解聘。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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