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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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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做梦一样，我竟然成为了NHK《中国语讲座》的主持人。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阔别多年的那份感觉又回来了。摄像机，闪光灯，麦克风，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3年了，我一直把这个梦藏在心里，不去想，也不敢想； 此时此刻，站在主持台前，真是恍若隔世。心中的那团火又燃烧起来，我要在这里完成我在北京没能完成的梦想！
《中国语讲座》的活儿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主要是演绎节目中的情景剧以及示范标准的汉语发音。搭档钱波出国前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戏好自然不用说，难得的是长得很有特色。演起受气包来，那叫一个委屈。
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收视率不错，人气指数仅次于《英语讲座》。NHK教育台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是与社会的整体意识分不开的。重视教育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三步曲”之一。从1973年开始，日本就推行 “终生教育”，提倡全民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
1。五十万人跟我一起说（2）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这样的背景下，NHK的《中国语讲座》，成为了希望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关注的窗口。当时，全日本学习中国语的有将近100万人，坚持跟NHK学习的有50多万人。日本人学习的认真劲儿很让人佩服。有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追着我反复问，“‘吃饱了吗？’和‘吃好了吗？’到底有什么区别？”他眼中的那份执着感动得我毫不犹豫地把盒饭推到了他的面前。
还有一个日本大学生告诉我，他上高中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中国语讲座》，被如此好听的发音一下子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就一直跟着学，并且报考了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北京就职。他感谢我让他爱上了中文，爱上了中国，在他面前展开了这样一片美丽的天地。
我做的事情能影响人一生的选择，这种成就感不是金钱所能代替的。我当时20岁出头，满脸学生气，特爱笑，日本人在外型上比较喜欢这种乖巧。这个阶段对我非常重要，是奠定我个人形象的关键时期。一年后，我就确立了在NHK《中国语讲座》中的固定位置。一直做到离开日本。
日本艺能界瞬息万变，新人层出不穷，作为明星的朱迅在从银幕上消失后，也许不久就会被淡忘，但作为一个老师，却会有久远的影响。回国后，有一次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一个日本青年认出我后马上深深一躬，“朱先生，谢谢您的指点！” 在日本只有很受尊敬的三种人才可以称“先生”：议员、医生、老师。
不久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还做过一个教外国人说汉语的节目《快乐中国》，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主持人似乎有些滑稽，但我在日本电视的起点就是教中文，所以我会天天怀着激动的心情，对着镜头慢悠悠地说：“请问，一斤螃蟹多少钱？一斤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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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未有过的明星待遇（1）
我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一天中午，NHK同事有一个小型商务餐。我们相约在一个很讲究的日本料理店。到了点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其中有一位日本老太太我不认识。她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谦和的笑容。落座介绍后，我才知道她叫本间，是SKY制作公司的老板。在日本艺能界可算是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她一直以为我是个日本女孩，当别人介绍我是个中国人时，她似乎很意外；又很感兴趣，一直盯着我看，直到我心里有点发毛。
“你知道台湾有个叫徐若的女孩吗？我们公司已经和她签了约。她马上要到日本来发展了。”我摇了摇头，出国有几年了，别说台湾就是大陆谁当红我也并不知情。
“和我们SKY签约的艺人中有韩国的，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但没有一个大陆的，我很爱看中国电影，但对那儿真不了解。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交流还很少。”
本间在行业圈内是个极有策划能力和经营头脑的女人。对亚洲艺能界分析判断得很准，业内人士都敬她三分。SKY经纪人公司以包装男演员，拍摄电影和电视剧起家，在艺人圈有很高的名望。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当时正是日本爆发“亚洲热”的前期，她一直感觉摸不准中国大陆的脉，不敢轻易出击。话题一转，本间问我，“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约的？”
“我还是个学生，学经营的，自己经营自己。”
本间笑了，“好，找个时间我们聊聊。”
第二天，本间打电话给我，邀我去她公司谈。
SKY公司在四谷的一栋大楼里，整整一层楼被打通了，办公室宽敞、明亮，细节的布置中颇有艺术感觉。本间坐在最里面的大隔断，胖胖的身体整个陷进舒服的沙发中。
“朱小姐，” 她热情地招呼我，有些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先拉着我看了一圈墙上挂的照片，有韩国的SES，台湾的王祖贤、徐若，香港的陈慧琳，“我们经营她们在日本的发展。” 本间对自己的成果很得意，不住地欣赏着那些照片，“真可爱，难怪日本要刮亚洲风呢。” 她平和的语气中带着行业中的自信和霸气，“在日本，新人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外国人，如果要在日本有所发展的话，需要整体的包装和策划，需要根据个性、特质和市场需求制定一个完整的商业思路和发展战略。”
本间说的没错，外国人在日本发展要有适宜的土壤，但一定要摸清其秉性，否则就会水土不服。日本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性。日本人善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也完好地保存着传统文化。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对外来文明的兼容性，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求道、革新的独创性。典型的“杂食主义者”。对外界事物，只要有用，就会兼收并蓄，并加以消化和吸收，作为自身发展的营养。
2000多年来，日本不断学习古代中国文化；19世纪明治维新后大量地吞噬西欧文明； 二次大战之后，年轻人崇尚欧美，吸收美国文化。日本人愿意看到新的和旧的、西方的和东方的、传统的和变革的并存。在他们看来，各种矛盾冲突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女子十二乐坊，就因其唯美、高反差的效果，而在日本人气飙升。
本间先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电影的问题，又帮我描绘了一张未来的美好蓝图， “签在SKY吧，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她也会“忽悠”。
说实话，在我来之前，已经从本间在饭桌上看我的眼神中意识到她的“企图”，心中有些不情愿。《中国语讲座》的片酬并不高，签约之后，经纪公司什么都没做就要拿走30％，加上必扣的20％的税，就只剩下一半了。这样一点点收入，交学费维持生活还很困难。
但听了本间一番话，我马上意识到，它揭示了不同的经济概念，制作公司让艺人按照一定的线路发展，很快就应该有更适合自己个性的定位，发展空间会更大。于是我咬牙点头，心想， “舍得了孩子，才能套得住狼。大不了再回去打工！”
当摇钱树的滋味很不错
我成为了跟SKY公司正式签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女孩。
大目标、小杂务都不用自己去考虑。公司为我专门配备了经纪人，负责设计工作发展规划、对外交涉和安排日程。生活小事则由助手打理，另外还有固定的服装师、化妆师负责我的外型包装。
每次出门上节目都是前呼后拥，好不风光。日本的电视台分工很细，每个人的职责很清楚，要求也很严格。你的头发乱了，化妆师会马上跑过来帮你梳理；鞋带儿开了，服装师会立刻跪下来帮你系好；助手会拿着台本，把你的台词用彩笔划出，恰到好处地为你提词； 口渴了，一个眼神就会有一杯冰凉的矿泉水递到你的面前。各工种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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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未有过的明星待遇（2）
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明星式的保护和待遇。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刚开始我很不习惯。录像时，后面总会跟着两三个人，真是一种众星捧月的架势，没必要这么夸张吧！他们的工资都要我出吗？经纪人坚持说，这是规矩。严密的专业化分工和配合，可以保持艺人在现场的最佳状态，培养自信、权威性和控制能力，让我放下所有的包袱，轻装上阵。
慢慢地我习惯了日本艺能圈的这种“奢侈”，这种“奢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一个明星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是不踏实的，飘渺的，甚至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它太容易失去，而只靠青春美貌营生的人失去后就会无所适从，像从高楼上狠狠地摔下来一样。但是这种“众星捧月”却很实用，让人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有时甚至可以超水平发挥。这种表面文章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经纪人公司掌握着你的发展命脉，对一个新人来说，他们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就在这种“奢侈”和“旨意”下，我第一次感到当摇钱树的滋味很不错。
3。漫长的20秒钟（1）
我地道的北京腔吸引了她
吉议先生在NHK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连续多年担任红白歌会的制片人。红白歌会在日本一年一度，家喻户晓。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档跨越国界的音乐交流节目。经过多年的铺垫和筹备，1995年，一档大型直播节目《Asia Live（亚洲歌坛）》诞生了。这个节目是以NHK演播大厅为基点，每星期五和亚洲的一个城市进行同步现场直播。双方互派一个主持人到对方的演播室中做现场报道。
吉议先生是总负责人，对这个节目情有独钟。他亲自跑遍亚洲各地去打前站，回到NHK马上召开前期策划会。大家正在讨论与北京的合作，一旁电视里传出二胡声响，《中国语讲座》开始了。一屋子人都静下来仔细看。没等结束，吉议一拍桌子，“就是她！” 一个小时后，我被莫名其妙地直接从演播厅带到了会议室。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就要开播了，第一期是东京、香港和曼谷同时直播，我希望你能代表NHK负责华语圈的主持。” 吉议一锤定音。
华语圈的负责人金吉走了过来，“第一期我们要采访王菲，你对她一定很熟吧。” “王菲是谁？” 我睁大了眼睛。金吉的眼睛瞪得比我还大，“你是中国人，不知道王菲是谁？”
于是出门的时候，我手中多了一大摞资料，恶补！
两个星期后，我第一次来到香港。
在少女时代的印象中，香港是个亲切的地方。爸爸、妈妈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那时候，妈妈每月都会托人给在北京的三个女儿带回一盘录音带和几件漂亮的裙子。我们姐妹三人守在录音机旁静静地听妈妈讲香港的故事，讲它在英国人管辖下的繁华和冷漠。
今天终于亲身到了这里，我急匆匆地融入到这座都市的人流中，在街头巷尾寻找妈妈曾经描述过的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气息。这里的东西和东京相比简直就像白送。我很快加入到争购的浪潮中，带着助手到处逛。对于两天后的直播，我虽有一丝的忐忑，但三个现场一共90分钟，自己只需承担30分钟，小菜一碟。
香港的直播现场设在一座体育馆里，因为参加的歌手都是像王菲、张学友、郭富城、巫启贤这样的“大腕”，所以场内戒备森严。提前进入场馆，我竟然有一种不知所措的紧张感。把所有的东西放好，想把问题理一遍，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你先和王菲沟通一下。” 金吉导演也有些不放心。
我进入后台，顺着路向王菲的休息间走去。在通道的尽头，10多名黑衣人站在房门口严阵以待。“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多大牌的明星也没这架势。” 我心里一边念叨着，一边亮出工作证。
只有我一个人被准许进了房间，王菲正舒适地靠在一张大沙发里看着一本杂志。她没有抬头，周围的人却非常警戒，马上拦住我。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我是NHK的主持人朱迅，一会儿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个现场采访，是否可以提前沟通一下？” 也许我地道的北京腔吸引了她，王菲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是北京人吧，我刚从北京回来。”
异地遇老乡，刚才屋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来之前，金吉导演曾提醒我，“听说王菲的脾气很特别，千万别惹她不高兴。” 于是我就提了个高兴的问题： 你最喜欢做什么？
“回北京，回家就是最高兴的事。” 王菲是一个爽快人，这感觉我熟悉。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
直播开始了，站在体育场巨大的舞台上，我脑子里还是有些空白，今天是怎么了？在语言的转化和思维上都出现了问题。跟歌手们交流时用中文，与泰国的连线是英语，主持时用日语。脑子里的制式切换有些迟钝。一会儿是N制，一会儿是PAL制。第一次面对这种大型歌会的阵势，事前没有做充分心理准备的我，有些傻眼了。
现场导演在台下焦急地比划着，他用两手在面前不停地画圈，这是提醒我加快速度，或做像抻面似的延伸，这是让我拉长采访时间，放慢速度。可因为我不懂这些手势，只能一概视而不见。最后结束的时候，三地的演员要一起说再见了，可香港方面的演员都已离去，空出20秒钟，巨大的舞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热烈奔放的音乐声中，导演在台下大喊一声：“跳吧！”
直播中没有语言的20秒感觉很漫长。东京、曼谷已经和观众说再见了，我还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跳着。边跳边想，幸亏在《摇滚青年》中接受过舞蹈训练，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是自己救了场。
下了台，金吉导演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声：“你辛苦了。”
等我回到日本，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金吉导演找到我的经纪人山崎，直接表达了对我表现的不满。这个节目每期都是5000万日币制作费用，是相当规模的投入。他认为我目前做这种大型直播，语言还没有过关，身心状态拘谨，如果不能马上调整改进，恐怕承担不了这项重任。
3。漫长的20秒钟（2）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呢？山崎急了，跟我谈了整整一天，对着录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逐项剖析我的失误。我更急，心里知道要不是吉议先生的欣赏和坚持，自己可能已经被炒鱿鱼了。
山崎为我请来老师，把我现场主持时说过的话全部写下来，一句一句地纠正我的发音和语态。老师还扮演不同的采访对象，让我虚拟采访，训练现场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这种突击培训使我的语言有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这种压力是良性的，逼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主持技巧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日语也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练出来的。公司很怕打压了我的自信，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后来就很少批评了。他们更重视鼓励个性的东西跳跃出来。经纪人的能力，是将艺人的喜怒哀乐自主地调动出来，勾着你往前走。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在上海的外滩做现场直播。因为一场大雨，不得不临时将场地改在室内演播大厅，台本全变了，但我已经基本能从容面对、应付自如了。连金吉导演都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生活开始起飞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扫厕所的女孩当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厕所里给我饭团的阔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见了我，是否还能认出就是当年那个闯了祸，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来报仇的吗？”
NHK的收视率越来越高，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我已经完全能胜任直播节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状态越轻松、越兴奋。终于有一天，我盼来了在家乡北京举办《亚洲歌坛》。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从前期开始，中日合作就出现了创作分歧。因为是直播，NHK方面习惯了有板有眼的设计，而中央电视台编导则希望随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视每个细节，尤其是这样一个大投资的节目。金吉坚持说，每个环节都需要在导演的控制之中，即使很多看似随意的东西，也都应该是设计出来的。
双方争执时，我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不敢说话。我的身份特殊，明明是个中国人；但现在代表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电视台——NHK，如果倾向中方，从职业角度看是不合适的； 但如果倾向日方，为日方说话，哎呀！想都不敢想。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不语，独自一人，坐在演播室外面的长椅上看台本。这时，一个人走了过去，不时地回头看我，又折过来：“你是朱迅吗？”
我一下子叫起来：“李斌哥哥！”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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