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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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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6。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2）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这成为他至今仍怀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6000多日元。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阶段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挂钩时，顿时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时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个小时，多挣一个小时的钱！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了七八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一边把艺术品一样的葡萄送进口中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7。遭遇暴露狂
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
日本是安全的。
刚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晚上10点多钟下班回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渐渐地，胆子一天天大起来。一个星期总有两天加班到11点，吃点东西，赶00：13分的末班车回家。
来日本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一月份的天气很冷。
腿被电车里的热气烘得暖暖的。“浦和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不要忘记随身携带的物品。”电车的广播把已经喝迷糊的乘客叫醒，零零落落几个人，我睡眼惺忪地下了车。一阵寒风，两个冷战，哆嗦几下，顿时醒了。
出了浦和车站，我一个人快步往家走。浦和的周边环境不错，非常安静。从车站到家大约有十七八分钟的路程。车站附近还算亮堂，末班车过后经常会撞上“面壁思过”的小解者或“倾吐衷肠”的醉酒人。越走越暗，回家要路过一片荒草地，即使小跑过去也要四分钟。每次走到这儿都有点头皮发麻，心中发紧。田地前有一个红绿灯，只见有一个人用长大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站在那儿等红灯。日本人很守规矩，即使已经很晚了，周围没车，也会等到灯绿了才过。我没有介意，见灯变了就快速地走过。
“请等一下。”后面那个人礼貌地叫了一声，这么晚了，我心里开始防备，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怕对方听出自己是外国人。
“对不起，”那个人的大衣领高高竖起，挡住了半张脸。戴着一顶黑帽子，只留着口鼻在外面。“请你帮个忙。”
我向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前面就是荒草地，更没人。我开始有些怕，好在他有礼貌，不像个醉鬼。
男人不说话，快步跟上来。昏暗的路灯下，逆光，看不清他的脸。我还是没停下来，低头继续走。他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绕过我，在我前面站住。我开始怕，要是二姐在身边就好了。姐的那身功夫一定不怕他！他挡着路，我只好停下，还是不敢说话，冷冷地看着对方。相持了一会儿，慢慢地，他从上往下一个个把大衣扣解开，“哗”地把衣服掀开，白晃晃的一片。原来是个变态的暴露癖！
我吓得“啊”地一声惊叫，撒腿就跑。不敢回头，但能感觉到男人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节体育课上跑得这么快。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荒草地，我开始喘起来，前面还是没人，但路边有人家，路灯也明亮起来。胆子大了些，回头看看他还是跟在后面。我快的时候，他快； 我慢的时候，他也放慢。 其实他想追上来很容易，但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这更让人害怕。
已经看见家门口了，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不能这样逃回家，如果让坏人知道了家门，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就会不得安宁。继续向前跑，我家隔墙对面是另一家，两家之间有一个窄窄的缝隙，我回头看看那个人还没有转过弯来，就一头扎进去，藏在了这个窄缝中，不敢出声。冬天厚厚的衣服让我几乎是卡在那儿，不得动弹，只听见心在大衣里上下乱撞的声音。
穿黑大衣的男人还是跟了上来，黑影从窄缝前一闪而过，随即又马上退回来，探头往缝隙里看，根本没地方躲，他一眼就发现了我。我卡在那里，吓得腿都软了。他堵在窄窄的入口处，不出声也不进来，我拼力向后挤，想从另一端逃出去，这时才发现那头早被高高的铁栅栏封死了。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灯影下，他的大衣一摆一摆，像魔鬼的斗篷。
我怕极了！
男人的手又伸向大衣的扣子，想掀开自己的衣服。我向里挤，“噼啦”一声，羽绒服被旁边的锈钉勾住，扯开了一个口子。我突然由恐惧变得很愤怒，气得我开始破口大骂，“你想干什么，流氓！不要脸！……”
急了，我脱口而出的是中文，我的日语还没好到骂人的程度。男人被这种不熟悉的发音吓到了，他愣在那儿。我家院子里那条瞎眼老狗被我吵醒，跟着一起大叫起来，周边的狗又应和着，在夜幕里如同“千军万马”在咆哮，显得格外凄厉。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刚才吓得四处逃窜的我，突然间变成了一头咆哮的狮子，那人愣愣地迟疑了一会儿，转身跑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敢挤着墙蹭出来，确定周围没人，才溜进了家门，院子里，我向老狗致谢，还是你有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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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室里的中韩之战（1）
“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
我的时间表：
07：30－08：50，去上学（一小时二十分钟路程）。
09：00－17：00，语言学校上课。
17：00－18：00，去打工（一个小时路程）。
18：00－23：00，打工时间。
23：00－00：00，回家（50分钟路程）。
00：00－03：00，做语言学校作业
03：00－07：00，睡觉。
一年来，我每天的睡眠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个小时。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日本老师非常严格，学生睡眠时间再少，也要求我们把作业和练习完成。否则，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班同学面前严肃地说，“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一句话就能把你噎死。
我所在的ABK，是少有的几个全日制日语学校，在日本是最有名的几所语言学校之一。一个班不过有十四五个学生，除了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以外，还有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刚开学的时候曾做过分班考试，我交了一张白卷，毫无争议地被分到了F班，F班里中国大陆去的同学很多，都没有什么日语基础。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于韩国、马来西亚的富家子弟来说，更摆不上桌面。但是，一年后整体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F班的学生大多跳到了A班，A班的几个学生降到了F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生一般都得不到家里的经济援助。全部需要自力更生，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生活危机是最强的动力，语言好，就能少挨骂、多挣钱。打工的地方更是一个超级教室，不仅学校里教的能得到极限应用，连粗话、俗语也是得心应手。语言上的长进自然比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要快得多。
时间飞逝，马上要进入大学考前的最后冲刺了，紧张的突击，一切辛苦和努力都要在考试中得到验证，到了箭在弦上，亟待发出的时刻。
为了强化日语思维能力，老师规定在教室内不许使用其他语言。实在表达不清的时候，句子里顶多夹带几个英语单词充当一下日语中的外来语。强制自己用外语思维是很折磨人的，一天下来，累得直恶心。可能是用脑过度吧，时时有想要呕吐的感觉。这就是到了一种状态。一天凌晨，我迷迷糊糊地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摇摆着向外走，一脚踩在姐姐的腰上。
“你干什么？”
“onagagaidai（肚子疼）。”
姐姐一下子精神了，“梦话都说日语，过关了。”
我傻了，全班人都傻了
弦绷得太紧了，总想松松。一天，课间休息，来自台北的女孩淑文从书包里兴奋地拿出了一盘磁带，她家人刚从台湾寄过来凤飞飞的老歌。淑文走到教室前面将磁带放进录音机里。教室里飘荡起柔和的女声……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了！绷紧的神经一下子舒缓下来。班里懂汉语的同学很多，除了中国人以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学也和我们有共同语言。大家跟着唱起来，浓浓的思乡情荡漾在同学们的脸上。
这时，最后排座位上站起一个韩国男生金，他走上前去，将录音机的停止按钮“啪”地一声关上，转过身面无表情地用日语说，“老师讲过，在教室里不许用其他语言。”说罢，径直走回自己的座位。
正陶醉在歌声中的男孩女孩愣住了，被突然的打断弄得莫名其妙。淑文不高兴了，她的日语也不错，反唇相讥： “凭什么呀，现在是课间。”又走上前，按下了播放钮。歌声再次响起。韩国金顿时觉得很没面子，折回身，怒目相视5秒钟，“啪”又把开关关上。淑文是一个平时不多话的女孩，这时变得很倔，毫不退缩地站在金的面前，根本不躲避他的愤怒，又将开关打开。金再次关上，淑文想再打开时，金突然抡起了拳头向淑文的脸上挥去，她几乎是飞出去了，落在，不，是整个身体“砸”在右边的第一排座位上。
巨大的声响，桌椅倒了一片。我就坐在左边第一排，一下傻了，全班人都傻了。淑文倒在一大片桌椅上被打懵了，金跟着冲上去，照着淑文的肚子就是一脚，暴跳得像一头狮子，拳头也紧跟着落在她身上。这时有几个男同学返过神来，冲上来从后面抱住金的腰把他拖开。金还在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喊着什么。
我跳起来慌忙把淑文从桌椅中扶起来，她的眼角在流血，血一直滑向嘴角。几秒钟的停顿，淑文刚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发狂地大叫一声，向金扑过去，抡起了拳头，没头没脸地捶。金的手臂和腰被几个男生抱着，动弹不得，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突然他抬腿朝淑文的小腹就是一脚，淑文再次平飞出去，砸向桌椅，一排凳子哐哐被压倒。她闷哼了一声，疼得蜷起身子，半天动不了。
8。教室里的中韩之战（2）
这下金引起了众怒，同学们被沉闷的声音震醒，好几个中国的男生上来拦住金，一些女生则从一堆桌椅中把淑文抱起来。淑文挣扎着站起身，她真的被激怒了，流着血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她浑身哆嗦，从女生们的手中挣脱着要上前和金拼命。我怕她吃亏，死命地抱着她。
拦架的中国男孩中似乎有谁出手暗中教训了金一下，金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来日本前，他刚在韩国服完兵役，身体很壮，身手很好，班里的几个男生完全不在他眼里，金摆出要和所有中国男生决战的阵势。这时，班里的三四个韩国女孩一齐上来，用身体护住处于劣势的金，挡着几个要上来教训他的中国和马来西亚男生。
整个教室里气氛异常紧张，双方对峙着，乱作一团。顾不上规矩，叽里呱啦，教室里什么语言都有了。只有菲律宾的两个女孩始终都没有离开座位，事不关己地默不作声看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上课铃响了，班主任老师小柳先生走进来。他身材不高，40岁左右，小眼睛，戴着一副圆眼镜。小柳上课的时候非常严厉，一进来看见教室七扭八歪的桌椅和剑拔弩张的双方阵营，他却异常平静。我们的日语都还不是特别好，激动起来还不知道怎样表达，争抢着说经过，讲理由。金在班上日语最好，平时和小柳的关系也很铁，下了课经常一起吃个饭、喝杯酒什么的。他抢先说，中国同学不仅在教室里说汉语，而且还好多人联合起来要打他。
小柳马上了解了大概情况，他先请另外一位老师将淑文送进医院。她的眼睛在推打中被隐型眼镜划伤，身上也有多处淤伤。淑文的父母闻讯马上从台湾赶来，他们原本就不赞成女儿留学，来学校理论了两次，不久就带着淑文回了台湾。
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
金被停课了一个星期，继续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对这样轻的处罚颇为不满，认为老师故意偏袒。民族情绪在逐渐升温。除了韩国女孩外，班上没有一个人跟金说话，学生们对小柳也很冷淡。有几个人甚至在暗中商量着要不要用罢课的方式要求学校开除金。可马上面临大学入学考试，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国。很多人不愿拿自己的前途打抱不平。教室里的冷战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直到金被迫调离A班才算作罢。
事件平息了，一切恢复了常态。但人们的心中却难以平静。在这个特殊事件里，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性格。其中感触颇深的是韩国人之间的抱团，在危急状态下几个女生用自己身体拦住众人，保护同胞，体现出超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从这一点来看是值得佩服的。
自从见识了金的拳头，遇到韩国人我总是退避三舍，生怕不知何时又会惹恼他们。直到很多年后，在山手线上发生的一幕惨剧才改变了我对韩国人的印象。那是一起很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山手线撞死了人。一天晚上19点20分左右，这是下班最拥挤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在车站的小卖店里买了瓶酒，他喝着喝着不小心失足摔落到了站台下，一个26岁的韩国留学生跳下去相救，两人不幸都被呼啸而来的电车撞死了，这个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哗然。
据周围的人介绍，这位韩国留学生英俊潇洒，为人直率、坦诚。在东京的新宿、新大久保等地，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但这个韩国留学生在危急时刻见义勇为的壮举，让人们开始反思。一个外国人不顾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救助一个日本人，很多媒体从人性的角度开始分析，觉得韩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日本人对韩国人的态度也大有改善。
被撞死的日本人一直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看来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英俊的韩国青年的出现，他这个平凡人的死，似乎被忽略了很多。老母亲也只是剩下一句话：“这就是命吧。”
对我来说日本的夜总是太短
考试就在眼前。打工照常进行。
京滨东北线的列车呼啸着进站了。飞速掠过的车厢冲断了我停留在白雪上的视线。上车，末班车的车厢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气。
我很累，但思维却痛苦地清醒着，它不肯睡。
要考试了。电车锃亮的玻璃上映出我困倦的脸。在日本很少有“漫漫长夜”的感觉。对我来说，长夜总是太短，打工回来，仅仅是一个部分的结束，接着是另一个部分的开始。“今天的作业是……”
一瞬间，突然没了知觉和记忆，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手紧紧握住吊环，不让自己摔倒。这样短暂的休克已经有几次了。清醒之后，我模糊地安慰自己，没事，能多睡点觉就好了。
1991年10月，我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考试——有资格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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