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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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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候到了科隆。直接进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猪肘店。什么样的胃造就什么样的性格。德国人也不例外。按中国人的说法，德国人爱吃“硬菜”，最离不开肉食。看见店里挤满的人，想像得出后厨冰柜里塞满的猪肘子。但谁能想到这里猪的大腿比我的小腿还粗。硕大的猪肘子端上来香汁四溢，可让我这个喜欢精细小菜的江南女子没了食欲。倒是邻座的两个意大利小伙子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好奇地看我难以下咽，却在镜头前胡吃海塞的样子。拍完了，摄制组的同事们早就馋得不行，手口不停地招呼起来。旁边的意大利小伙子见我闲来无事，便来搭讪。他们两个一个粗犷有趣，一个腼腆多情，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婉转迂回。临别时留下名片，相约如果明年去意大利，别忘了打个电话。
我突然想起了剑桥的“黑手党”同学，这回没那么巧吧？！
为什么用4711这样个不着边际的数字
第二天，大风吹得人站不住脚。
白天去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大教堂从1248年至1880年，一共建设了632年才完成。二战时期，盟军把科隆城炸成了一片瓦砾，而大教堂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昔日的硝烟，今天的酸雨，大教堂的表面渐渐变成了黑色，哥特式建筑的塔尖直刺的云霄。
我一边感叹于科隆大教堂冷峻夺人的气势，一边替它担心这样奇形的建筑如何经得住这样的风。
风中带着香味，那是4711的香。
我前世说不定是属狗的，鼻子极灵。每到一座城市总跟着味道走，画出自己的路线图。爱上了味道就会爱上这座城市，鼻子成了我的GPS（卫星导航系统）。这回“GPS”带我找到了一个香水桶。它被招摇地放在店门口，哗啦啦流出的是很香的水。不能喝，但路人可以洗洗手，再用外衣擦干。香气盖住了全身，重要的是这种享受是免费的。
为什么会用4711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做香水品牌？好奇心推着我往里走。迎面一幅巨型壁画给了我完整的答案。原来德国的街道上没有门牌号码，后来在1296年，法国军队占领这儿的时候，把所有的房子都编上了号，制造香水的这幢房子就是4711号，按照北京话说，这里当时就是某某胡同4711号，来买香水的人都以此为标记，这个名字也就保留了下来。
把这个故事装进一小瓶香水里，带回去送给爸爸，今天是他的生日。
记得我小时候，爸爸曾到德国进修，回来时妈妈的镜前就多了一个4711的小瓶。即使出门做客，妈妈都没舍得擦过。这可逃不过我的“狗鼻子”，偷偷打开闻，浓烈的香气吓得我赶紧捂住，一慌碰翻了瓶，洒出一片，顿时满屋飘香。恨不得把那一小摊舔下去，但还是舍不得那香气，就让它悠悠荡荡装满整间屋子吧，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多不过是一顿皮肉之苦换来鼻子几天的享受。值！
5。歌德刚走 马上回来（4）
妈妈一进家门，我就主动承认错误，让她下不了手。妈妈却笑了，“买来许久，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知道了也不敢用，怕人说闲话。今天可好，我们一起来香一香。”妈把桌上的香，弹到了我的颈下，母女俩在香风中跳起了探戈，香水加探戈这两样，在当时都属于西方的玩意，只能关在家里吧。
打那儿以后，那个瓶子再也没有打开过，10多年间，那些香早就不告而别。瓶子空了，几次搬家，妈妈还是舍不得丢掉。也许是因为这是爸爸送给她的第一瓶香水，也许是眷恋那天的与儿共舞，今天买一瓶回去，装满那个4711，当作是弥补儿时的过失。
付钱的时候才知道精彩的故事并不廉价。
歌德就是靠在卧室的沙发上与世长辞的
我们要把香带到下一站——魏玛。
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著名诗人和作家歌德的故居，他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50年。
我恭恭敬敬地顺着回廊贴边走，生怕惊扰了他的思路。一路数过去共有17间房子，在两个房间的门前，我停足观望许久。一间是书房，里面珍藏着7000多册书籍，全都是按照歌德生前的顺序排列着。另外一间是歌德的起居室兼工作室。听说歌德有一个习惯，他写作的时候总喜欢背着手踱步，绕过3圈之后，构思好了，就在窗前的一个像指挥台一样的架子前把灵感记录下来。比如说《浮士德》《歌德谈话录》等，他的很多文学巨作都是这样完成的。隔壁有一间很小的卧室，歌德就是靠在卧室的沙发上与世长辞的。
现在所有的家具都按照歌德生前的模样摆放着，这位大文豪好像不是离开了我们，只是临时外出，随时都可能会来。
7000多册厚厚的书压在心头沉甸甸的。
拜别了文豪，溜出古老的木门，墙上的爬山虎正红得光艳，心也为之一亮。歌德也要有调节心情的时间吧，城里有一间他常去的咖啡屋，慕名前往点了杯歌德咖啡，在浓浓的香气中回味着文豪的神韵，不觉有一种想去空旷处走一走的心情。
傍晚时分，驱车到了歌德的summer house（夏季别墅）。它坐落在郊外的山谷中，前面是一片大得没有边际的绿草坪，星星散散几棵百年老树点缀其间。秋色把树叶染得有红有黄，然后请秋风把树叶吹落树旁，金灿灿地铺成一片，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显得格外耀眼。拾起一片树叶，当作鹅毛笔一样挥舞，铺开一片草坪，当作稿纸一样挥洒，沿着歌德走过的小路寻找灵感，静思中竟然忘记了来时的路。
一块巨大的牌子守在路旁，以为是地图，赶紧凑过去看。唉？英文注解是不是弄错了？一个箭头指向旁边一座不能再普通的房子——世界文化遗产Bao house。
不可能吧，这间房子就像一家小公司的办公室，没有丝毫特别之处。怎么可能跟“世界文化遗产”这几个金灿灿的字沾上边？但是德国人的严谨是来自于骨子里的，不会在歌德眼前开这么大的玩笑吧。
敲敲矮矮的铁门，一位看门人走出来，我们亮出身份，说明来意。他虽从没见过中国的摄制组，但好象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拍摄。这儿是一个建筑学院的校外教室，进门后也没发现任何惊人之处。
“真是世界文化遗产吗？”我指着门外的牌子。
看门人讲了一个典故。1923年是建筑学老师木赫的新婚大喜。洞房之夜，他躺在床上和新娘一起想像未来的家将会是什么样子？那时一战结束不久，人们都在寻找以一种新的理念重建家园。他突发奇想，跳下床，画出几根简单的线条，说要建造一所几何形状、钢架结构的现代化房子。不难想像这种设计在哥特式风格盛行的年代一出台就遭人嘲笑。但几经周折，木赫还是在这里建了一座长方形状的平顶房，它成为西方现代建筑学的鼻祖，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
意外的震撼来得意外的强烈。
一路上，我盯着所有的建筑。想像力、创新再不是抽象的概念，我们是受益者，每天就生活在近100年前的设计中。什么是大智慧？能引导社会发展，预知时代潮流就是大智慧。100年后的世界会怎样？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过着怎样的生活？谁能想像得出来？幸福的一半以上是靠想像。充满想像力的人一定是幸福的，把它变成现实的就更是一位幸福的勇者。
回到旅店，电视里说昨日的大风把科隆教堂顶上的石块吹下来了，现在教堂四周已经封闭……
300多个美丽瞬间一去不复返
站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下跟德国说再见。
我对它并不陌生，所有德国欧元的背面，都有它的图像。自从柏林墙被拆掉，这座门就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象征。200多年来，城门下走过了历史上无数的风流人物，这时门旁也是群“熊”云集。熊是柏林的象征，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姿势的熊。可这儿的熊全是一个姿势，高举两手围成一个圈。来自125个国家的艺术家按照自己民族的风格给这些熊精心设计了外装。有的浓妆艳抹，有的造型奇特。一眼看见中国熊，它穿了一件朴素的黑白两色衣服，上书《论语》——有朋自远方来。虽然每只熊有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它们都手拉手说着同样的话：和平理解，理解和平。
5。歌德刚走 马上回来（5）
我疼得心里冒血！
太喜欢在德国的照片了，组里的同事也抢着看。小助理一不小心碰到了DELETE（删除）键，300多张照片转眼间无影无踪。把数码相机都快拆了、砸了，也没能找回来。高科技有时会让人如此无奈，300多张照片，300多个美丽的瞬间，300多份永恒的回忆一去不复返。小助理在一边哭得楚楚动人，而我恨到嘴边变成了安慰。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把黑森林的一家人牢牢记在心里，谁也删不去。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来自黑森林小凯文的一封信。他说很想我。他妈妈用英文在信中说，凯文已经报了一所中文学校，希望若干年后，在北京见面时，能用中文和我聊天……
两个月后，小助理幸福地悄悄告诉我，她已经恋爱了。那天她哭的样子打动了导演的心。我愕然，又觉得安慰。原来，黑森林的爱是可以传染的……
1。我恨机场 从小就恨
同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他
道明对我说，身边没有男人的女人相当于半个“失业者”，他说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职业就是一个好男人。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国难当前，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到最低谷、最残酷的时期。2003年3月，北京开始恐慌，人们开始抢购，流言四起，乌云密布。工作上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每天“连轴转”的工作弄得我身心疲惫。
就在这时台里的同事给家里送来几箱方便面、榨菜和水，即使北京出现意外，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能过几个月了。为此，妈妈常念叨说朋友很义气，关键时候就能看出真朋友的品格。我也只能深深叹息，一个女孩子带着两位70岁的老人在这个时候的确不容易，好在难时还有人伸手相助。
晚上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这时北京的电视收视率应该是最高的。街上静悄悄、空荡荡，人们足不出户，但都在家里竖起耳朵、瞪着眼睛，注视着电视中播送SARS的动向。电视里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风犀利、问题深入，层层紧逼，穷追不舍。“什么是政治？救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急了。
钟大夫正是这个时期的焦点人物。被看作圈内的杠头，也是病人的救星。这位67岁的老人是战士、是勇者，还是绊脚石？无论为人做事都颇有争议。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来几个电话，她很着急地跟我说：“三三，我希望爸妈来日本躲一躲，国外报道老人如果染上‘非典’，死亡率很高。”
“好呀！他们在北京，我还会有后顾之忧呢。”可我心里在打鼓。
“你也一起来吧，日本很安全，没有‘非典’。”
“我就算了吧，台里说了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我半开玩笑地推辞着。这个时候走开那就真是临阵脱逃了。部里的几位外地临时工作人员已经回老家了，我干着几个人的活，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
我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爸妈太好
挂上电话，心里有些无助。这个时候爸妈要是真的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的寄托何在？更会不知所措了。
转身看到二老眼中的兴奋和焦虑。知亲莫若女，他们现在想去工作和生活过5年的日本。那里方便、干净，没有“非典”的阴霾，又有二姐夫妇的细致照料。常言道：“千孝不如一顺”，顺着两位老人吧。自知此事已成定局，心里一丝酸楚，强笑着说： “你们赶快走吧，我也好交班了。”
爸妈在日本使馆有着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一个明媚的清晨我送他们去机场。今天的首都机场非同寻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班机，送机的人都不能进入机场大厅。只有乘客凭机票，经过严格的体温测量之后才能进入机场。机场里的旅客寥寥无几，要不是出于无奈，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坐飞机呀？
爸妈亲亲热热手拉手走进了严阵以待的机场，不时回头向我挥着手，“一个人多小心！”
“没事，放心吧，我习惯了。别忘了上飞机戴口罩！”我隔着栏杆喊，喊完转身就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流下的眼泪。要是看见了，我保证妈妈能退了机票跟我回家！
开着我的小吉普“蓝风筝”，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泪，没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机场！从小就恨！习惯了寂寞，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机场里有我太多的悲欢离合。北京、成田、伦敦、戴高乐……我就像一个没有写清地址的国际包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接来送去，怎么也到不了家。回国后，终于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爸妈走了，这点刚刚在心里萌发出来的感觉也一起被带走了。
我常开玩笑说，至今我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妈太好，我感觉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这次爸妈走了，心里真是慌得紧，没着没落的。SARS还紧随我们身边，还是让工作把自己填满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经验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着自己把承受孤独变成享受寂寞。
这段日子不好熬，前两天录《欢聚一堂》的时候，嘉宾演员都已到场候着了，突然一个指示，根据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众###，所以立即取消了录像。众人在一片无奈声中离去。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发了，活生生地给嚼了吞下去了。
动真格的了！
。。
2。两家医院做出相同的诊断（1）
我抖得像一只病猫
SARS的阴霾终于散尽，爸妈早就在日本呆不住了，经不住二老的再三恳求，二姐终于放行。2003年8月底的一个明媚下午，爸妈回到了北京。爸妈的归来填补了我心灵的许多空间，在二老身边；我高高兴兴地忙着筹备去西班牙和法国举办的“手拉手”专辑和《欢聚一堂》的特别节目。
一天，在看完采访一位医生的节目后，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爸爸说：“你是不是该复查了？”
2002年3月，父亲曾因房颤住进了宣武医院。我记得全身体检的时候，他还像小孩儿似的怕疼、害羞，不想做肠镜。在我“大棒加面包”的政策下，好不容易进了检查室。结果查出来肠道里有5块息肉，当机立断就“斩草除根”了。医生叮嘱，一年之后要复查。到了今年，由于“非典”的肆虐，好长时间不敢去医院，把复查的事给耽误了。眼下已经风平浪静，该把这一课早些补上。
肠道息肉是常见病，嘱咐他一定要复查之后，我就踏上西班牙和法国的浪漫之旅。谁料想在巨大的紧张和压力下，在多瑙河冰冷的寒风中我病倒了，病得很惨。在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做完在法国的“手拉手”专辑之后，我突然发烧，烧得失了声。住在巴黎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里，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我抖得像一只病猫。好冷、好想家！
对面墙上油画中的一位贵妇在冷冷地看着我。我躺在床上和她对视着，几乎也是在恶狠狠地盯着她看，她的高傲激怒了我，让我坚强了起来。在日本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咬牙挺着，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说不出话来，更怕父母担心，很多天没打电话，终于熬到了回国的日子。回到家已经是憔悴不堪，只说是倒时差的劳累。这时候，爸爸已经做完复查只等结果了。
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月，一个明媚的中午，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三三，”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反常，“你能抽空回家来一趟吗？”妈妈从来不在我上班时间打搅我，今天很奇怪，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下午虽然约了人，但已经顾不上许多，匆匆打电话通知对方更改时间后，开上“蓝风筝”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二老都在客厅里坐着，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爸爸看见我有些吃惊，“怎么回来了？今天这么早下班？”侧头瞄见妈妈正紧张地看着我，“回来取个东西。”我明白了，“妈，我的稿子您看见了吗？帮我找找。”说着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进来，没张嘴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怎么了？”不祥的预感更强了。一行泪顺着妈妈的脸流了下来，“你爸爸得的是癌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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