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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国崛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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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第十章 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阿伦·弗里德伯格）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与欧洲一体化趋势相比，东亚的未来趋势很可能受着〃战国原则〃的支配，大国在这里竞逐强权。未来全球最为重要的六大板块，中国、美国、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胥聚于此。同二战前欧洲的均势体系一样，东亚椭圆呈现出多极结构。
在这个多极结构中，中国、美国比其余四个棋手更为重要。美国是这一地区基本现状的维持者，而中国则是该地区利益牵涉最广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多极体系中是两个基本点或轴线，围绕这两个点，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组成这样那样的联盟体系。
东亚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可以通过与中东比较得以理解。中东地区基本上没有全球大国，俄国退出同美国的竞争之后，美国基本上可以自己一家说了算。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但是东亚就不同，美国在该地区无法做到单独行事。例如朝鲜问题，美国宁愿降低调子，甘当一个一般的谈判者而〃决不当头〃，而且尽量避免把这个问题〃国际化〃，其中的原因就与东亚体系的复杂性有关。
围绕中美两个基本点建立起来的多极结构，充满了变数。一个可能是，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地带形成一个两极体系，类似冷战时期前苏联和美国那样的结构。但是无论最终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令人担心的问题都是，东亚是否能承受得住大国竞逐带来的压力。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东亚椭圆内部，危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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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第十一章 稳在亚洲
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但是，在〃东亚共同体〃目标愈益明确、进程显著加速的背景下，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处于何种地位？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东亚国家是否会选择依附中国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根据未来该地区力量结构的演变情况而定。就目前来看，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正如新加坡一位学者指出的，衡量是否依附中国的一个合理指标〃应该是某个国家决定在军事上与中国结盟〃，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
东盟国家选择的战略是尽量使该地区力量结构多极化，比如把印度引入东亚，努力使美国力量不撤出该地区，其意图就是避免对某个强国的依附。其实，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刻意保持低调，强调共赢和相互依存，所选择的战略不是等级化的而是非等级化的。在发表于美国《国家安全》季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冬季号上的文章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对〃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亚洲出现的不是与中国的抗衡，而是对中国的依附〃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阿查里雅在评论中国在亚洲的政府间论坛和对话中的作用时正确地指出：〃这些论坛和对话，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３以及亚洲－太平洋安全合作委员会的目的都是在中国的力量不断壮大时把它约束在一个地区框架之内，不让它在这些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或片面影响它们的议事日程。如果说中国的缺席会使亚洲的区域组织失掉意义；那么，中国的过分自信则必将使这些组织解体。因此，东盟仍将坐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座'上，确定它的议事日程和行动方向。中国本身也愿意保持这种现状〃。
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做一个活跃的乘客：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客观地说，东盟国家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是不是将竞争领导权？他们对此感到担心。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让中日两个大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使东盟在这个共同体中被边缘化。因此，东亚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这一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目前来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争论，优先在双边层次上加强合作。对此，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分别采取行动。例如，中国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了〃东盟＋３〃会议。２００１年与东盟达成协议，在１０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比如日本，２００２年，日本和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始正式协商。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处在领先位置。
由于东亚的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由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出面倡导地区合作，易为各方接受。与一般的地区合作都由大国推动并主导不同，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则是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新加坡、东盟等小国或小国集团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不谋求起主导作用，不当〃驾驶员〃，而是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
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是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色界定。
〃日本问题〃：未来之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在东亚秩序的各种设想中，日本几乎都一成不变地被认为是地区秩序的核心。人们普遍地预想，东亚将以日元为核心形成一个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区〃。这一设想是有现实基础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一度动摇着美国第一的地位。在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领的雁阵结构，日本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性支撑力量。整个地区对日本经济、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大概只有该地区对美国军事和政治的依赖，才能与之相比。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正变成记忆。转变的起点，当然可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陷于衰退算起。从那时开始，日本经济就被一系列金融危机、增长低迷等困扰着，这种局面持续了１０年，日本人把这１０年称做〃失去的１０年〃。在９０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处在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治理整顿〃中，经济也很低迷。不过１９９２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到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协，从经济角度最先喊出〃###〃的，就是日本。到了１９９７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经济结构解体了。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并且通过人民币不贬值而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日本坚持日元贬值而受到了〃不负责任〃的批评。日本学者把１９９８年，视为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恰值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２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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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还需要吗？
第十二章 大战略与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还需要吗？ 韬光养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掩饰目标和动机。行为者必须把目标和动机〃藏之胸臆〃，时间上要足够长，忍的功夫要到家才行。这个原则显然不适用于现代国家间关系。首先，行为者的目标和动机很难长期掩饰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一个行为体的战略目标，根本无法完全〃藏之胸臆〃，秘而不宣。〃舆论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要素〃。麦格雷戈·诺克斯在谈到战略缔造的历史演变时指出，近代以来的战略缔造深受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支配。战略制定变成了多种力量的博弈。〃他们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辩论来掂量难以估计的因素，这样的辩论减少个人的、组织的和全民的幻觉和错觉〃。信息革命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使重大的国家战略计划必须公之于众，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且，任何涉及到国家层次上的目标，都需要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要求公众广泛介入目标的形成和实施。三国时代的刘备的目标是建立三足鼎立的蜀国，为此他需要韬光养晦，在曹操面前装孙子；但是，现时代独立建国运动，一定是目标公开的，不但需要公众的支持，还需要寻求国际支持。
其次，其他国家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判断、看法，很少会依赖这个行为者所宣称的动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掩饰动机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其他行为者不会依据一个行为者声称的目标做判断，这里，权力的状况、实力的现实分布、国际关系的体系特征、基本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依据。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所有的大国，都是无情的权力追逐者，〃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大的权力〃。这种理论不去注意行为者的言词，例如在评论中国的时候他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第三，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韬光养晦是一次性博弈。但是，现代国家间关系，是长期的、无数次博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掩饰动机变得非常不理性。掩饰动机说到底是一种〃诈术〃，中国古代对于诈术，有着很高的评价，〃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对于一次性博弈来说，只要取得胜利，使用的手段，并不重要。但是，多次博弈就不是这样了。通过掩饰动机取得一次胜利，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可能就会失败，并且会因为上次欺诈而受到惩罚。
第四，国家间交往越来越受到国际体制的约束。海外学者的评估认为，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也令人满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中国选择的是积极〃融入〃的战略。加入国际组织就意味着接受体制的权利和义务，接受体制的约束。作为一个国际体制约束下的正常的主体，其行为自然要符合一般的规范，按通行的规则行事。融入国际组织从战略上讲，是选择了合作方式。这样的合作战略，是受到体制规则约束的，是建立在规则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平衡基础上的。韬光养晦也是一种合作策略，但是，这种合作是表面的、不对称的。同时，国际体制中的合作，并不是〃没有冲突〃，并不是一味地说〃是〃，一味地规避矛盾、争吵，恰恰相反，合作区别于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冲突。因为合作是政府间政策协调的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这种调整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合作的前提便意味着存在分歧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或冲突，才需要合作。正如基欧汉所说：〃没有冲突的凶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这样的合作是通过谈判实现的。在谈判桌上，行为者争取的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允许讨价还价，允许不接受谈判结果，允许威胁和利诱，但不允许表面接受、背后背弃。那种〃先加入进去再说〃甚至准备今后背叛的行为模式，不是一种正常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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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
第十三章 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几乎是某种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大外交》）
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
但是，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首先是一项要求变革的诉求。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中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支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项诉求使中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革命者〃，事实上，中国的这项诉求也确实体现着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即〃革命外交〃，中国始终有一个〃反对〃的目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反帝反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迄今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等等。这些遭到中国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革命外交〃的色彩在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原则中，仍然十分鲜明，但是在２００３年的原则中，则淡化得多了。中国主张的变革，带有更强烈的合作色彩和〃体制内〃色彩。比如，民主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新安全观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强调，都是更体制化、国际化的语言，而不太像是〃方言〃。这一转向在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明确表述，他说：〃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成就，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政策是成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全面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对现行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就能获得一定的发言权，能够做到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我们并不认为现存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是完善无缺的。但如果不能参与其中，我们也就很难做到趋利避害，也就很难改造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十六字方针中，参与其中位居第一，是〃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的前提，没有这一条，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谈。参与其中，意味着中国在对待国际秩序问题上，选择了〃稳在其中〃的原则。
在国际关系大变动时代，选择稳在其中，并不意味着反对变革，恰恰相反，稳在其中，才构成了国际秩序变革的真正动力。原因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一个转型的大国稳定在国际体系中，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变化。现代国际秩序的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加入其中才获得动力的。这是很多主张另立体系的人始料不及的。当中国选择孤立于体系之外的时候，固然有不少到北京的〃朝圣客〃，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虽然对于世界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基本上是个人化的和个别的，而只是在与美国结为准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时候，才对国际局势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证明，要获得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定义权，就需要加入其中。例如，中国取得的重大国际成就，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体制给予的地位，中国在定义国际秩序时，就无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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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的文化定义
第十四章 文明与权力
〃中国世纪〃的文化定义
对国际体系的〃中国式方案〃，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首先，是具体的政策，比如中美关系；其次是局部的或区域层面的，比如东亚经济合作等；第三是总体性的或者说战略性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重建问题，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重建问题；最后一个方面是文明层次的。上述四个层次分别对应着政策、战略和大战略。区分这些层次，对中国战略研究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在实际的研究中，避免出现政策、战略和大战略等不同层面问题的混淆，是重要的。
目前国际上对于力量的转移是有共识的。几乎没有谁怀疑中国正在崛起。那么中国的崛起对于目前的国际体系来说，最大的挑战发生在哪个层次呢？我想应当是在大战略层次和全球战略层次。具体而言，是下面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主张建立的全球体系能否被普遍接受，二是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后者很容易被忽视，但事实上，〃中国世纪〃主要是从文明方面被定义的。
暴力是文明失败的产物
中国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影响。东亚危机期间和危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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