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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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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郭嵩焘，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郭嵩焘咳嗽剧增，心静如水，已复无求生之望，他强撑病体，留下最后一首诗《枕上作》：“命在须臾病已深，医家首难祸侵寻。强持残骨侵晨起，要只坚强笃老心。”他对家人的临终嘱托是，我死之后，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的最后时刻，郭嵩焘内心充满对这个黑暗世道的孤愤与悲凉之情，他只想早早地上路，含笑西去，不再与这满世界愚顽聒噪的庸人们周旋费舌。
也许他期待，在另一个世界才能寻找到真正的知音。
郭嵩焘去世后，与他相知甚笃的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李鸿章特别提到他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指出就功绩而言，世人皆知盛赞曾国藩、左宗棠，但如果不是郭嵩焘想方设法筹措军费、不辞劳苦打造战船，哪能成就如此盖世之功？仅此一点，就应该为其立传赐谥。可李鸿章一片热情，最后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立传赐谥，在古代是朝廷对重臣大员最庄重严肃的盖棺定论，是为后世提供事功言行的楷模典范。郭氏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他不但在庙堂之上无容身之所，处江湖之远也四面环敌。他是以一人之身而敌全国群情汹汹的非议之声。对这样的人，朝廷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树他为楷模呢？
郭嵩焘的后半生，一直在郁郁寡欢中渡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2）
出使英伦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曾想会铩羽而归。更想不到的是，他出使英国时湖南同乡一片骂声，回来迎接他的同样是骂声一片。曾经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可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省城士绅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时事。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
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
大都如草只随风。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身在江湖，心系家国，对于日益恶化的大局，他不能不愤然欲言，又不忍不谈洋务。他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终其一生，始终是个官场上的“多余人”。即使身处同一时代的顶尖人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诩，但他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鸦片战争后，西洋对中国的威胁日甚，李鸿章、曾国荃等虽知郭嵩焘熟知洋务，亦不敢轻易向朝廷推荐他，以免*烧身。曾国荃无奈地说，今日欲图国家长治久安，除洋务以外无可自强。而国家虽然有郭嵩焘这样精通西学的人才，却又像西汉的贾谊那样不可重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其时，面对众口铄金，攻讦重重，郭嵩焘依然天马行空，蔑然视之。他从未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主张的一切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豪迈地在自己的诗中唱出了无畏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假如郭嵩焘多活三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便完全印证了他早先的预见（舍政教之本，逐船炮之末，不能使国家强大）。而后生严复一句“惟公负独醒之累”，则一语中的指出了他平生悲剧的根源。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后来也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称其“精解洋务”，“可为湖南光矣”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3）
那么郭嵩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正如海外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他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
§“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是在屈辱谩骂中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窜至腾冲地区时，因受当地群众阻挠开枪打死多名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怒，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进行威胁恫吓，乘机大肆要挟清政府，企图把此事件说成是清廷幕后指使，进行肆无忌惮的讹诈。
早已对*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著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4）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朝廷批准。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开明官员，在李鸿章等少数人的鼓励支持下，他逐渐转变了思想，自陈心迹“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克服万千困难，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而面对群议汹汹，为了表示“平衡”之意，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刚刚上任，他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想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同胞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受命后他热情大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用心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到了伦敦之后，他就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他哪里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连出版此书者的动机也加以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不仅思想守旧的士大夫如此，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辏г艘踩滩蛔√隼矗舐罟造獠豢删纫邓按阎醒蠖荆蘅刹烧摺薄８幸恍┤酥苯踊骋晒造狻坝卸挠谟⒐泄际轮倍浪峋鲆蟪⒔造獬分暗骰兀裨蛞哦竞Ｍ猓雎胰诵模蠊豢吧柘搿９造馍钕莨铝⑽拊场Ｓ捎谝皇闭也坏胶鲜嗜搜。逋⑽茨芙倩兀铝罱妒刮骷统獭坊侔妫淞鞔�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物，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不畏讥谗，我行我素，高歌前行，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漫漫长征。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他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逐步发现，英国的强大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即它的根本制度——同样勃勃有生机。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体会到西洋军队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深思熟虑地写道：“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5）
郭嵩焘再次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与不合时宜。他的言行不但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大相径庭，而且与他先前的洋务派战友们也分道扬镳。他勇敢突破体制的樊篱，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成为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他深感国内的洋务派领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郭嵩焘犹如一个洞幽烛微，平心静气的医生，不避风险地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国诊治病因，对症下药。他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念，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专制主义的优越性，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也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难怪乎学贯中西的一代巨人梁启超也心悦诚服地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敌人”
美国西部牛仔们有一句用以时刻自警的名言：“枪声总有余响。”
郭嵩焘显然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功勋卓异，声名远播。时代的主流难以容他，他也不肯随俗沉浮。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悲剧在于没有像上面三位那样在既定的秩序规则内周旋打拼。郭嵩焘走得太远了，他向清政府大力推荐的那些西方政治理念和先进管理措施，在闭塞狭隘的天朝官僚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闻所未闻。他三番五次挑战天朝秩序的行为，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人士的心理底线；而他对落伍的现有秩序的鄙视，也很快招来保守派人士的仇视谩骂。在官场的倾轧和污蔑中，他一生充满长夜独行的苦闷与激愤，尝尽不为人知的屈辱和悲凉。
正当京城上下对他舆情汹汹、十分不利的时刻，他的副手刘锡鸿抓住时机反戈相击，推波助澜，罗织罪状，欲一举置郭嵩焘于死地。刘在出使英国前就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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