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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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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社会处于恶的流行病中，并不特别具有恶棍性质的普通人，也难免要受到传染的一面。如果大家都清醒，董卓一个人是烧不掉洛阳的，以此类推的话，许多付出沉痛代价的后果，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本色曹操
在中国，一提奸雄，必定马上想到曹操。如果看过京剧，立刻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大白脸，这是《三国演义》塑造出来的曹操。其实，奸，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雄，却是他在历史上的全部。李卓吾在《藏书》中对其评价极高：“操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武子兵法，而用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若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而决机而乘，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虽然，陶谦实有以致之也。”说实在的，就光明磊落这点，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他当年行刺董卓不成，亡命流窜，行到###地方，被陈宫捉了，因曹是个反董义士，不但释放了他，陈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途中借宿旧交吕伯奢庄上，因猜疑，便做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杀人灭口之事，从此留下恶名。现如今，陶谦劫杀其父老全家，他还有什么犹豫，不去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呢？“恶滔天矣”又如何，他就是要在徐州这一带大开杀戒，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细想起来，曹操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仁义道德，高喊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王夫之对陶谦评价极低，说他很差劲，说他也颇不是东西。“盖谦之为谦也，贪利赖宠，规眉睫而祸福者也。然则曹嵩之辎重，谦固垂涎而假手于别将耳。”老先生总结曰：“吮锋端之蜜，祸及生灵者数十万人，贪人之毒，可畏也夫！”所以，什么谦谦君子，什么长者风度，什么见贤思齐，什么温良恭让，这些表面上看到的，书本上写着的，是当真不得的。姑妄听之，可以，竟然信之，那就不必了，这也是生活教给我们的聪明。
人，为什么要长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脑袋，就是要让你用这个脑袋来独立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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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喝酒考
公款喝酒，始于何时，如何制度，史无记载，但李白斗酒诗百篇，陶潜种不种谷，阮籍饮酒步兵厨，一直上溯到给汉高祖出主意的高阳酒徒审食其，他们喝酒，看来都有占公家便宜的嫌疑。所以，凡能够坐到主宾席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喝不用自己付款的酒，大概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或约定俗成的酒传统了。
休看中国仍是初级阶段，不过稍微温饱，但在用支票埋单的花销上，早就全面小康了。
《三国演义》里，有两位堪称英雄的人物，也是因为喝这种公款酒，而栽了大跟头。这两人，一是张飞，一是吕布，是死对头，见面就要厮杀。张骂吕曰：“三姓家奴。”吕骂张曰：“环眼贼。”这时候，他们都未喝酒，头脑都很清醒，居然不忘揭对方的老底。可一端起杯子，从壶中倒出来的是公家免费提供的酒，两位英雄就要不免犯糊涂，以至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喝不用自己掏腰包的酒，也有其弊端，唯其免费，便无节制，唯其无节制，便要坏事。
历史的辩证法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汉末的事，那时天下大乱，诸侯蜂起，称霸争雄，但是，从西凉杀来洛阳的董卓，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废了一个皇帝，又立了一个皇帝，自封相国，君临天下，实行残酷统治。于是各路诸侯对这个改变了游戏规则的董卓，当然要进行反抗。
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集团性质的联合体，不管打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招牌，通常是为了应付一种对抗势力才形成的，尼克松说，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对他谈道：联盟的维系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热爱。确实是由于董卓的血腥镇压，迫使诸侯们要团结起来对付这位暴君。
曹操发起的这次###董卓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四世三公之贵族袁绍，被众人推为主帅；可是，聚合在一起的大小野心家，义旗还未高举，内部开始不和，没有打上两仗，自家阵脚就先乱了起来。最后，董卓没有打倒，这帮诸侯倒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当初他们誓师时那股不灭董贼，绝不朝食的慷慨激昂之心，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场宴会，甚至还未举起筷子，就已经散了。
我们常常看见坐在一张饭桌上的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干杯频频，信誓旦旦，那简直像一奶同胞般的亲密，可是，未必见得席终人散后，那份称兄道弟的情谊仍在。因此，什么八拜之交，换帖之谊，该翻脸一样翻脸。什么至爱友朋，本家姻亲，照样反目成仇，六亲不认。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结合，都难逃脱由合而分，从聚到散的客观规律。有这份清醒，要比被表象蒙住，最后得到的是失望强些。而政治上，或者经济、军事上的联盟，这种权力，金钱，枪杆子的盛宴，这就更需一个冷静的头脑了。自古以来，这世界上，合纵也好，联横也好，从未有过永远的合作。再神圣的同盟，也是势所必然地由牢不可破，到分手再见。只有利益，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也因为利益，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头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看透世事的哲理结晶，若细细从历史和现实去品味的话，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参透沧桑变化的精髓之语。
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烽火硝烟，种族屠杀，人肉炸弹，恐怖袭击……这都是每晚《 新闻联播 》里的常见的场面。如果时光倒流，几年之前，他们说不定还曾歃血为盟，穿一条裤子，互誓生死地拥抱在一起过呢？
所以，悟透一些分合聚散的生活辩证法，对世间万象多一层理解，不也是件益智的好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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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进洛阳
公元188年，董卓进洛阳，“每夜入宫，奸宿龙床”；“卓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然后烧掉洛阳，迁都长安。董卓死后，西凉兵痞和盗马贼之流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以及白波帅韩暹、李乐、胡才等原系黄巾余党，被招安的“山林啸聚之贼”，也“抢掠宫嫔彩女入营”，“趁势掳掠居民”，“连名保奏无徒、部曲、巫医、走卒二百余名，并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这与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那些痞子先锋，一定要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欲望如出一辙，与阿Q在未庄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的美梦时，要搬赵大爷家的宁式大床，金银财宝，要睡秀才娘子、假洋鬼子老婆的想法，基本一致。
权力、金钱、女色，是所有造反农民登上宝座以后，少不了三部曲。
而为达到这个目标，这班草根阶层，普罗人士，农民领袖，流寇先锋，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由于生活资源相对匮乏，由于社会环境相对恶劣，绝对不顾一切秩序地破坏，不计一切后果地毁灭。读《阿Q正传》，这位流氓无产者与王胡、与小D交手的“优胜记略”中，若要动起手来开打厮杀，苦大仇深的这等人，第一，绝对以属于动物本能的反射方式，一经刺激，即刻生出极具爆破力的冲动，毫无理性可言；第二，行为绝对不怕无耻、下流，手段绝对不怕卑鄙、龌龊，恶性循环，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因为揭竿，因为造反，注定没有退路，是以生命为赌本的，因此，根本不顾及社会成本，我若得不到，也绝不会给你留下，一直到玉石俱焚，神州陆沉为止。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无不使文明进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而付出历史倒退的沉重代价。
曹操与文人
曹操对待文人，常采取铁血手段。
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凡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作家的脑袋可以割掉，作家的作品可以活得很长。所以，历代统治者，若非独夫民贼，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但曹操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自己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同时代的建安七子，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很欣赏他的《龟虽寿》，“东临碣石有遗篇”，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
曹操对待文人之狠，原因有二。一、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二、还应该看到孔融、杨修、祢衡，都是他的文学同行，如果考虑到文人的天敌永远是文人的话，其间的嫉妒因素，要是发酵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隋炀帝杨广讨厌词臣薛道蕴诗写得比他好，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然后悻悻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所以，拥有最高的，和最大的权力的那最高统治者，也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话，对于仰其鼻息的文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福音。
妩媚关羽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终于要走了。“上马金，下马银”也留不住的曹操，不得不履行诺言放行。至此，一切外部的因素都不重要，关羽的义无反顾地要走，曹操的再三再四地要留，则完全是两个男子汉间充满感性的互动。其实，曹操当真地不放关羽走，也绝对能让他走不成，但是，可想而知，结果必然有二。一、留住了人，留不住心，徒劳无功；二、撕破了脸，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在这两种不愿见到的情况下，曹操的奸，曹操的雄，曹操的嗜杀，曹操的“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哲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关羽呢，曹操的放低身段、曹操的柔性动作、曹操的感情攻势、曹操的君子风度，也让他这条甚是多情重义的汉子，离开得很艰难，割舍得很痛苦。然而，关羽到底走了，曹操最后也只能放他走了，这场面、这镜头，既让人觉得温馨，也让人有点感动。
而他的非走不可，因为他和刘备有一个生死承诺，正是他不背盟誓的人格力量，正是他坚贞守约的信义精神，也更使求才若渴的曹操，下定决心挽留。而关羽，当他不得不挂印封金，作出一走了之的决断，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至少，在这一回里，我们看到了英雄豪杰那妩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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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与孔明
《三国志》评价关羽，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从这部官方史书的看法，关云长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更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蜀之亡，个人英雄主义的关云长，是不能辞其咎的。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这两位，一错失荆州，一穷兵北伐，乃是导致蜀国败弱的重要推手。而且这两位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某地关帝庙门口的对联，这样写道：“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绝大多数关帝庙，无不都是颂其武艺功勋，赞其操行德守，褒其忠贞刚烈，敬其义薄云天，还少见如此持平之论。
无论看人行事，两分法，还是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偏袒偏私，偏执偏颇，偏心片面的一剂良药。
张角与邪教
小霸王怒斩于吉，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邪教迷信，妖言惑众，神棍欺骗，鼓吹愚昧，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演义》开篇的黄巾之乱，那张角、张宝、张梁三个头目，与中外古今的邪教教主同样，无不以“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蛊惑人心，招徕信众。于吉也是“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玩同样的把戏。
这种邪教现象，所以能够在底层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普遍贫穷现象。贫穷，则落后，则愚昧，而落后，愚昧，则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无法预防的天灾人祸面前，深感命运之叵测，得失之难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无能，对于统治者的无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对低下，文明熏陶相对缺失的普通民众，是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的影响，来填补精神上的无可依傍的心理空间。
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越是头脑简单，越是容易受骗上当，也越能成为邪教最坚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这些年里所看到的各类神棍闹剧中，那些丑恶表演的原因。包括海峡对岸那些“###”神棍的得其所哉，其中也不乏这种邪教蛊惑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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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者昌
袁绍在曹操眼中，曾经是庞然大物，不得不买他的账。一、“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二、冀青幽并的地盘实力；三、折节下士的优雅名声；四、登高一呼的领袖精神，使得曹操不得不买他的账，因为他手下的谋士太多了。早年，他俩因为反对董卓专政，同起造反，还算志同道合，稍有情谊；后来，各霸一方，袁实力强于曹，约五与一之比，袁要把曹吃掉，曹要不被袁吃掉，还要想法倒转头来吃掉袁，便是他俩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草包之处，迷信实力，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认为只要拥有地盘和兵马，他就是大哥大。但曹操看透了他：“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实力虽不如他，但我懂得如何任用智力，如何以道御之，结果，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赢了。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提高文化水平，重视思想品质，加强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倒是应该汲取一下曹袁决战的历史教训。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因为儿子出麻疹，作统帅的就没有兴致作战了，简直荒唐之极。“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样用人的袁绍，岂有不败之理。
而曹操在《遗荀攸书》中，用“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的话来勉励众位幕僚，表明了他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为他出谋划策，设计献智的作用。在三国时期，使用谋士最力者为曹操，得益于谋士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曹操。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历代统治者中间，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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