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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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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五十多岁的刘备被东吴招为驸马，娶二十多岁的孙尚香为妻，这门亲事，绝对是两国政治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赤壁之战，虽然败了，但虎视眈眈，仍在长江以北压迫着吴国。这就是说，刘备固然需要孙权的帮助以成事，孙权也不得不需要刘备这个盟友，分散曹操的压力。吴侯嫁妹，是为巩固联盟大局着想，这是历史；但一到了小说里，变成了一出美人计，甚至美人计也说不上，孙夫人只是作为一种钓鱼上钩的饵。对周瑜、孙权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采取这类只是市井百姓所能想象的手法，简直儿戏一般的出洋相。但演义是大众的集体创作，于是，就得按一般人的胃口，来点随意性了。
其实史实是这样的：周瑜是主张把刘备羁縻于东吴，孙权没有采纳，因为曹操在北方，实力强大，应该让刘备发挥他应有的作用，牵制策应，互保联防，使东吴不致单独扮演抗拒曹操的角色，以减轻重压。为此，孙权还曾将一部分土地，划归刘备治理，借此来巩固吴蜀联盟。所以，深知吴蜀联盟对其不利的曹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此来看，吴蜀联姻，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面对强敌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个决策固然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极重要目标，但也是东吴孙权的大政方针。在历史上，击败刘表后的曹操，并不把残兵败卒、千里流亡的刘备放在眼里，而是一心一意要来收拾羽毛丰满的孙权。因此，孙权需要刘备的迫切性，求盟的主动性，更强烈些。
但是，和亲政策的成功率，是并不大的。匈奴的渠帅头领，如单于之类，娶了汉朝的公主，也会照样反老丈人的。利害得失的衡量，超过一位公主的价值时，就必然要翻脸了。吴蜀联盟中的终究不和的一个根源，就是荆州这块地盘的去留问题，也是诸葛亮一生中，以他的才智聪明应该妥善处理，而并没有得到很好安排的隐患。当刘表逊让交权，诸葛亮建议刘备取，而不取；当蔡氏兄弟作乱，诸葛亮建议刘备夺，而不夺，一再贻误时机，那么在落入曹操手中后，谁打败曹操，谁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备没有任何借口成为荆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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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考（2）
诸葛亮明知这一点，只能采取拖、赖、借，种种在政治上被动的手法来招架，在道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在《三国演义》中，怎样渲染诸葛亮的哄骗鲁肃，三气周瑜，锦囊妙计，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这并不成功的战果，却埋下了西蜀败亡的基础。
后来，孙夫人索性离开荆州，回娘家一住不回了。亲和不成，不但连朋友都做不了，比仇敌还仇敌的，自然两家就只有兵戎相见了。最后，蜀国之败，还是从荆州开始败起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关羽大意失荆州，张飞被部下杀头，刘备东征死于白帝，从此，阿斗只有龟缩在盆地之中，再也出不了夔门。
情感，一旦掺进了非情感的因素，这种变质的情感，就得打上问号。同样，爱情也好，婚姻也好，若是含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契约成分的结合，不管曾经是多么信誓旦旦，恩恩爱爱，如果契约状况出现变化，也就意味着爱情或者婚姻危机的到来。
但像孙夫人那样不幸地被送到和亲祭坛上的女人，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此时讲诚实，便是天大的傻瓜了。
一场大的较量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不会安静的。对政治家来说，是没有上帝所赋予的那个休息日的。因为，这一次较量结束之日，也是下一次新的较量开始之时。所以，有人统计过，二战以后的五十年间，全世界范围里，局部地区的战火，从来没有中断过。指望绝对的和平，铸剑为犁，马放南山，那是诗人的幻想。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魏蜀吴正式较量，并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的大决战。但这不等于这之后，就是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三方仍在不停地对峙当中。
除了真刀真枪的厮杀外，###，外交攻势，又成了另一个战场。孙权派华歆去曹操处为刘备求荆州牧，是假；让曹操去收拾刘备，是真。刘备对鲁肃哭天抹泪，是假，赖着不还荆州，是真。曹操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是假；要他去和刘备决战，是真。周瑜代刘备去攻西川，是假；“假道灭虢”要刘备的小命，是真。刘备作欢天喜地状，是假；于部队运动中要周瑜好看，是真。一部《三国演义》里雌雄莫辨，真假难分，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便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应变图存的教科书。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犹如手心手背一样，翻来覆去，是信手由之的家常便饭。这个世界上，凡生死攸关的争斗，从来是不以不诚实为耻的。相反，两个对手之间，谁最不诚实，谁的获胜希望就最大。
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真亦是假，假更是假。结果，整个社会变成了谎言与真理不分，光明与黑暗相似，道德与伪善同在，杀手与救世主难辨的是非不明的世界。于是，每个人连价值标准也扑朔迷离起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他自己，抑或不是他自己，也大可怀疑，因此，真诚自然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了，这也是一切都为了斗争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在斗争的漩涡里，一个人，要没有一点聪明和应变能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遥想公谨当年（1）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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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公谨当年（2）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
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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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2）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陈琳与《檄豫州文》
汉末，袁绍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
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就把赋闲在家的陈琳请出来，“使典文章”，无非看在老朋友面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袁绍和曹操的这一场战争，对河北一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
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名声也不甚佳，祢衡、孔融、杨修，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场劳改。而对这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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