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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年新《　婚姻登记条例　》将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变为自愿之后，重新恢复强制婚检的呼吁便一浪高过一浪。部分人大代表还把恢复强制婚检的议案带到了全国和地方的“两会”。现在，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黑龙江省上月颁行《　母婴保健条例　》，规定重新实行强制婚检制度，即“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就像强制婚检那么刚性——新生儿缺陷率因取消强制婚检而不断攀升。黑龙江省颁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婚前医学检查率由强制时期的下降到目前的，该省每年约出生万名缺陷儿（　包括职业危害对女工身体的损害，近亲婚育导致的先天愚型和残疾未得到有效控制等　）。另外，近两年传染性疾病出现蔓延趋势，特别是乙型肝炎、梅毒等母婴传播性疾病显著增加，严重影响了孕产妇和胎、婴儿的健康。
　　各地恢复强制婚检的依据都差不多。固然，这8万名缺陷儿跟强制婚检的废存之间是否果真存在必然的关联，婚前医学检查是否真能把婚后的缺陷儿扼杀在萌芽状态，强制婚检的复辟又是否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挤压——　一切就像《　新京报　》社论所质疑的那样：“在并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前提下，一个已经被取消的权力为何又被轻而易举地恢复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生孩子、医学、遗传学、统计学以及政治伦理学等专业问题，我知之甚少，也就没有什么好“深思”的，倒是想起《　言言斋性学札记　》里的一段话来：“希腊地少人多，势难主张生育，所以宥恕自身妄用同性恋爱诸事，且不罪杀害婴孩者。犹（　太　）民尊崇上帝，圣经中令其繁殖，是以男子不娶为大耻也，多妻为常有之事；手淫者与同性爱者，为社会所不齿。此古时先知未临世以前事也。先知临世以后，始禁多妻之制，然仍赞成重婚重嫁，因国大民稀，非人口增加不可之故。”
　　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至于美国的“国性”，《　言言斋性学札记　》指出：合众（　美国　）性事，介于希（　腊　）犹（　太　）之间，国法罚犯奸者。然纽约州1923年至1933年十年内，男女通奸之案共5万件，此外未告发者不知凡几，可见国人未能全守单夫独妻之主义。又重娶重嫁，不作奸淫论，故每岁离婚之案约50万件，而国中男女离婚者之全额，其数已达800万矣。
　　通过对犹太、希腊及美国这三种文化在同性恋、杀婴、多妻、手淫、通奸和离婚等问题上所表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之分析，周越然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余曰：国大粮多，律不注重贞操；人众粮少，律必严禁奸淫。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英国学者也得出过与周越然先生类似的结论。去年，桑德兰大学研究员布瑞斯主持进行了一次跨国研究，结果发现男女对伴侣出轨感受反差最大的是巴西人，日本人最淡然处之。经过一番分析，布瑞斯发现这与各国的生育率有关。在生育率颇高的巴西，男人非常在乎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在生育率极低的日本，男人就不太在乎另一半是否红杏出墙。

可疑的结婚登记者（2）
强制婚检之废存，一如性之伦理，莫非亦“一经济问题耳”？怀疑他人身上有病，实为自家囊中羞涩。强制婚检和中国的诸多弊端一样，都是因为穷。也就是说，强制婚检的全部意义都是经济学的，在于减少耗费在缺陷儿身上的社会成本。原理上，与通过B超技术人为减少女婴出生率殊途同归。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右派认为此乃事关宗教、伦理的天赋权利和神圣职责；左派则相信这是人类所做的一桩蠢事，是资本家为了不断拥有可供剥削人口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自由主义者觉得，婚姻和民主一样，都算“最不坏的制度”；生孩子就像一人一票的选举，可赞成，可反对，更可弃权。显而易见，恢复强制婚检无法得到上述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凡是左中右三方都不能认同之事，通常都可归类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即便强制婚检对预防缺陷儿出生确实有用，本来，生物学上不可避免的一定比例的缺陷儿人口，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生孩子，不论是为了延续种族还是扩大再生产而制造“工具”，只接受合格品而拒绝一定比例之“次品”，并无任何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可言。
　　谁来为光棍买单
　　自愿婚检率偏低，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多个城市的民调显示，多数居民认为婚检有必要，赞成恢复强制婚检者也不在少数，但同样多数的居民也表示，婚检若免费，就会双双主动送上门去。
　　报道说，哈尔滨市妇幼保健院在未取消强制婚检前，对每对新人收取130元。取消强制婚检后，仍按照原标准执行，并将原本一套的婚检项目拆开，分成各种丰俭由人的“套餐式”服务，同时院方还将婚检地点布置得温馨舒适，对实施婚检的医务人员严格要求，要求每人都要微笑服务，等等。但即便如此，前来婚检的人仍是寥寥无几。事情其实明摆在那儿，只要收费，不是法规上的强制，就是经济上的强制，别说什么微笑服务你就是狂笑服务，人家心中也依旧还是不爽。
　　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家庭一时都负担不了“等外”缺陷儿的“额外”开支，强制婚检认了也就认了。若坚信以强制婚检把一部分“可疑男女”挡在婚姻门外的做法一定可以减少社会成本，也许就会出现哈耶克所谓“当政府试图通过替人民做主实施社会控制（　如人口政策　）时”的那种“出人意料的后果”。
　　我设身处地地为那些婚检不合格者想过，他们所面临的“不太出人意料”的个人前途，无非以下两种：
　　一、我国性别比例原本就严重失衡，据黑龙江省计生委统计，该省平均每年男婴出生数量要比女婴多1万人左右，恢复强制婚检，有可能在1万名理论上的男光棍之外为该省新增若干数量的强制性新光棍，男光棍之外，再添女光棍。自杨伯翰大学瓦莱丽·赫德森和肯特大学安德烈亚·博尔合著的《　光棍　》一书问世以来，光棍多，麻烦大，已成一时之显学：“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也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
　　二、黑省的因强制婚检而终身不能嫁娶者，即便一辈子克己守法，保证不去做恐怖分子，更没有任何非法性行为或性行为错乱，却不能保证自己也绝不会因缺乏正常性生活而患病，主要包括前列腺及各种妇科疾病。届时，如果你坚持认为前来为这一部分社会成本（　包括这一部分孤寡人口的养老开支　）买单的，与当初拒绝为缺陷儿的，一个是澹台，一个叫明灭，那么，就且让老僧伸伸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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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为　媒
小朋友都是祖国的花朵，小朋友长大了不做花朵了以后，做的事情还是与花有关，只是角色有了严格的分工：男朋友负责送花，女朋友只管收花——通常的情况下，此一受授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双方制造出下一代祖国的花朵方才告一段落。
　　世界上似乎没有女人不爱花的，准确地说，是爱收花，未必是爱种花，爱赏花，更不是爱送花。这一判断绝无任何男性沙文主义思想，因为亦舒在小说里说过：“任何女孩子都会希望她是收花人。”有这句话垫底，我就可以放肆地接着说，即使一辈子都未曾特别爱过花的女人，却都终身不渝地酷爱收花。就像没有男人是不爱钱的，同样，大多数男人爱的也是收钱而不是送钱，只爱送钱或者爱送钱胜于爱收钱的，那是赖昌星。
　　爱收花虽是终生的习惯，却也有生理周期。尤其是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情人节，那一日，女人要是收不到花，情况的严重程度，犹如到了日子没来月经以及男人在Payday收不到月薪，犹如广东人说的“拜神唔见猪”。
　　女人要，男人就给，不就是花吗？嘁！但大把鲜花在手里捧着，心里也藏着大把的不理解，在钻石、包包以及汽车洋房之外，女人对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的这种变态花痴，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一起来重温鲁迅先生写于1924年的打油诗《　我的失恋　》：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来而不往非礼也，即便回了礼，把花理解成“赤练蛇”之等值物品，这种小朋友式的非礼行为今天的新青年们断然不会再犯，近百年的西化历练已使彼等深知：花非花，在男女关系里面，花只是一种媒体，除非女方是餐餐都要吃花的香香公主。然而对于负责送花的男方来说，有礼的理解仅此而已，男人在这件事情上依旧的普遍性“非礼”，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都长期停滞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凡花皆美，大多数都香。女人皆爱美，大多数都喜欢香的东西，花为媒，因此，所以，女人爱收花；
　　二、言词上把美女形容为鲜花，虽然老土，但永远不会错。赠之以花，代表了送花人对她（　最起码在容貌上　）的充分肯定。所谓“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意思是说她之美貌能把花也给羞辱了。花为媒，送花，等于是送了一个羞辱对象给她，这种事，没有不高兴的。大体上，花是对女人的正面肯定，不过层次较浅。较高层次的肯定是“我要娶你”。相对应地，女人对男人的最高层次肯定，则是“我要为你生个孩子”。
　　很显然，把女人爱收花的理由理解为“代表了送花人对她（　最起码在容貌上　）的充分肯定，虽然将花之所指扩展为能指，逻辑上却未必站得住脚。
　　就礼物而言，女人爱收花，也爱收汽车，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女人对后者的喜爱理解为“你就像汽车一样好开”吧。
　　三、女人爱收花是因为她们更爱面子。花最好是当众送，最好是星期一上午送上Office。总之，只要有同性的目击者在场，你就给足了她面子。与其在女人独处时送她九十九朵玫瑰花，不如在她和别的女人一起时送她十九朵玫瑰。花为媒，媒体就是信息。
　　四、凡女人，大都自恋。花之为物，美丽而短暂，送花给她，等于送她自恋的道具和媒体。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别人送的效果才好，一如流泪时的手帕。亦舒在《　　直至海枯石烂　　》里这样描写一个收到鲜花时的女子的心情：栀子花，香气扑鼻，叫人心酸，呵一个女子最好的岁月，也不过是这几年，之后就得收心养性，发奋做人，持家育儿，理想时间精力全部都得牺牲掉。
　　事实上，收花人在对花自恋的同时若能自觉地想到“之后就得收心养性，发奋做人，持家育儿”之类，送花人虽不能说是死而无憾，毕竟花是没有白送。然而，大多数收花人其实并不曾想到后面那些，不为送花人所知的一个更为严酷的事实是，女人爱的是“收花”，至于花是谁送的，并不重要。也就是说，花可以与男人有关，也可以无关。只要女人对送花的男人并无特别的恶感，只要这一行为不至引起她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不良反应，花、送花以及送花人就基本上是三件没有关联的事情。还是亦舒说的“花不语，花无罪，送花的人猥琐也不表示花有错”。正如女人有事都爱找男人倾诉，但绝不代表她需要这个男人为她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当然，即便是一个猥琐的送花人，若能长年累月坚持送花不懈，特别是在情人节这种特殊的日子里送上最美最炫的鲜花，令收花人抵受不住，终于肯替送花人想想“收心养性，发奋做人，持家育儿”的事，也是有的，只是能这样做的男人不多，最起码不会多过把花越送越大束的男人，正如齐泽克告诉我们，女人向男人要的是频率是次数，而男人却大都把这种需求错误地理解成了强度。然而一味靠送花靠死缠烂打得手，终究胜之不武，收花人一旦举手投降，其实已经到了看花不是花甚至为“花钱”而感觉心疼的地步了。感动不是动情，尽失“拈花微笑，是亦缘也”之真意。以花为媒的理想境界，其实不是送花，而是浇花，而且也只是小说里才有，例如宝黛之恋，缘分上就是因为林妹妹在从天上掉到贾府里之前乃是天上的奇花异草，贾宝玉作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专事浇花，而且特爱挑林妹妹这一株来浇，直浇得后者发愿下辈子要用尽自己的眼泪来还他的恩情。缘分修到这个份上，才能以花自况，才能写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样的绝世好词，似这般灵根异卉，才能令尘世间庸俗到只会送花收花的广大浮花浪蕊羞愧到心里只剩下三个字：输给侬。
　　

一头情圣
《　　红楼梦　　》里的花花公子薛蟠口占著名歪诗一首，其中相对不太著名的两句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作为一只大猩猩，《　金刚　》里的那个金刚，堪称一只超大码的大马猴，虽然不是从绣房里钻出来的，却愁死了抹着眼泪走出电影院的女观众。
　　女儿愁——据说，看过《　金刚　》以后，至少有九成以上女观众对自己身边的那个男人至少有一周的时间看不顺眼，因为与金刚相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浪漫可言，简直令人发指禽兽不如。在浪漫的意义上，女人眼中的金刚绝对不是一头禽兽，而是一头情圣。什么是这头情圣最受用的浪漫表现？99％以上的女观众都会异口同声地指出：带女朋友看日落。令女人愁上加愁的是，天底下几乎无一个女人不爱参与此项活动，与此同时，女人要，男人给，但永远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和送花一样。
　　《　枕草子　》第二二四节“一直过去的东西”：“毫不留情地过去的东西是：使帆的船，一个人的年岁，春，夏，秋，冬。”一直过去的东西也包括日落。孤帆远影、一年四季以及日落的浪漫，在于它们共有一种悲剧色彩，就是失去。对于不断消逝的东西，包括年龄，包括容颜，女人天生敏感，更容易伤感。落日和鲜花一样，都是自恋的媒体，看落日相当于照镜子，既美丽，又伤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和男人一起看落日，大有“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意思，相当于男人的买醉。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醉的不太可能是朝阳。男人不明白这些道理，也就罢了。女儿愁，愁就愁在有些男人坚信落下和升起的乃是同一轮红日，因而偏爱带女人去看日出。虽然太阳还是同一个，但是在女人看来日出和日落完全就是两码子事，此外，哪个女人愿意为了看日出而起得比鸡还早呢？最忌讳的是，日出东方，天色渐亮，女人脸上某些自己不满意的细节亦会随之而逐渐清晰起来。再说，看过日落，华灯初上，趁着好心情，该吃晚饭的吃晚饭，该看电影的看电影，反观日出之后，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真是想死的心都有，遑论什么浪漫了。
　　更令女人绝望的是，即便是前世积德摊上了一个天天都坚持带她去看日落的男人，论浪漫，也要输给金刚。因为即使身陷四面楚歌之绝境，金刚犹能和女朋友在帝国大厦顶上看日落。这就是杀死女人的浪漫至极，浪漫至极的另一种表述是：在被男人的理智一致判定为最错误的时间和最离谱的地点办了一件被女人认定为最正点的事。
　　与其说男人不懂浪漫，不如说他们在男女关系中天生地缺乏仪式感。看日落也只是表象，对于女人来说，浪漫的本质，就是要求男人具有像金刚那样的强烈而且是自觉的仪式感。而所谓“仪式感”，除了日落时分准时带女人去看落日之外，其他重要事项还包括牢记女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相识以及初吻纪念日，情人节那天一定要送花，每个月要定期交付家用，等等。
　　不管怎么说，在母金刚还没有被好莱坞创造出来之前，男人要夺回女人，唯有学习金刚好榜样，苦练浪漫内功一途。“金刚”是King　Kong的汉语音译，其实在古代汉语里，“金刚”本来就是个外来语，佛教用语里的“金刚”原指一种最坚硬的兵器，可比喻牢固、锐利，摧毁一切。浪漫也是这样一种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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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吃豆腐的变成豆腐（1）
性骚扰——比较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作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草案中包括“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等三个条款，使部分人大代表自2002年以来针对“性骚扰”的立法努力终于有了下文。
　　然而，由于此法显然系借《　妇女权益保障法　》之“壳”而上市，只在《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框架内有效，也就是说，日后即便获得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在“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