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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陜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

康熙赐谥号的南怀仁
康熙赐谥号的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是耶稣会士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他先在布鲁日读了一年书，后在库尔特来读了四年，又在卢汶攻读哲学一年。

　　1641年，年方十八，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曾有五年之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因传教心切，两次从西班牙赴美洲，均未如愿。1657年，他的长上派遣他随同卫匡国（）神父去中国。抵达澳门不久，于1659年发愿。

　　南怀仁和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有著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在他廿九年的传教生活中，专心从事宣传福音的工作。经南怀仁神父的努力，使长期被流放在外的一批传教士得以回归教区工作。

　　1659年，他先是被派去陕西，和李方西（）神父共同工作。后于1660年被调往北京帮助年事已高，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

　　1664年，由于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的发难诬告，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并整个天主教受到*。时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辞自身的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

　　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其中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又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听神工，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圣教初期的教难事迹。

　　1669年清帝降旨开释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去世，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自此开始逐渐复职。著令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诉。于是南怀仁和两位同会会士奏请追究杨光先等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经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等会同审议后，终于皇谕公布：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这道谕旨在1671年颁布。

　　1675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踞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

　　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1688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南怀仁博闻多能，深精西方科学知识。《欧洲天文学》一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

　　南怀仁在著作中多处引用《几何原本》中的命题，并将几何学方面的许多知识介绍到中国。在《仪象学》中，有多幅图表示了几何作图的知识。在介绍几何作图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当时使用的作图和测量工具。

　　南怀仁在《仪象志》、（1674）和《穷理学》（1683）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介绍了机械方面的许多知识。他的另一部未刊刻的著作《穷理学》也包含了关于简单机械的相当丰富的知识。《穷理学》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683年10月16日）进呈，共60卷，是南怀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依据“格物穷理”之概念，综合以往所成中西会通著作编撰而成，是当时传入西学之集大成者，此书现仅存十数卷残抄本。在《穷理学》的第七卷“轻重之理推”（共131节）中，有82节是关于简单机械的知识。详细叙述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藤线等六种简单机械的性质、原理、计算和应用。

　　南怀仁不仅在其著作中传播机械及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而且实际参与机械工程方面的实践活动。南怀仁奉召到北京后不久，他协助汤若望完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就是要设法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里。

　　汤若望和南怀仁经过实地察看后，商定了移动和吊起大钟的方案——使用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1661年4月的一天，在他们的指挥下，200名工匠齐心协力操作，终于将大钟移到了预定位置。

　　南怀仁在1669年（康熙八年）被重新起用，回钦天监任事，他在治理历法、制造观象台仪器的同时，奉旨完成一件与钦天监工作毫不相干的重要任务——运送孝陵大石牌坊的石料过卢沟桥。

　　石块重12万斤，放在16个轮子的特大平板上，套300匹马来拉，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不易驾驭，如果统一不了步调，马匹拥挤蹦跳，可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巨大震动。假如这样，卢沟桥这数百年的老桥恐怕就承受不住了。南怀仁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改用绞盘来牵引最为稳妥。他的方案被工部采纳，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制成了足以拉动巨石的滑轮和绞盘。运石过桥那天，工部尚书奉皇帝之命亲临现场。桥的西面设12个绞盘，每个绞盘由8名大汉推动；桥的东面设6个绞盘。东西两端的绞盘用粗大的绳索相连。起动的命令一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绳索牵引着十轮运石车稳稳当当地通过了卢沟桥。同年的10月和11月，以同样的办法又把修建陵墓所用的其他巨形石料安全地运过了卢沟桥。南怀仁的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机械制造方面，南怀仁还在中国进行了汽轮机的最早实验，就是利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蒸汽的喷射作用，推动叶轮旋转，从而带动轴转动以获得动力。这个实验在他的《欧洲天文学》的“气体力学”一章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从1655年来华至逝世，在华近三十年。南怀仁“勤勉竭力，不辞劳瘁”，为信仰奉献了一生，客观上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

　　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谥号是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人物生前的功绩和操行，得到谥号的主要是皇帝与大臣，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

　　但是，光环底下也有黑暗，南怀仁在中国也干了一件嫉贤妒能的大坏事――*中国的兵器发明家。

　　中国史上，曾出现了一种“连珠火铳”的枪械。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可连射28发子弹。比欧洲人发明使用机关枪早200多年，威力和优越性超过当时世界强国的同类火器。

　　“连珠火铳”的发明者，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发明家戴梓。

　　南怀仁曾向康熙炫耀他们国家发明的“冲天炮”（又称“子母炮”），并夸口说，“冲天炮”只有比利时人能造，结果花费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造出来，而戴梓只用了8天时间就造成了。

　　“冲天炮”造好后，康熙率众臣亲临现场观看试射，“冲天炮”的火力威猛，弹无虚发，康熙非常高兴，并且大加赞赏，立刻为此炮赐名为“威远大将军”，并下令把制造者的姓名镌刻在炮身上以示纪念。“冲天炮”在日后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怀仁嫉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勾结张献忠养子之子陈宏勋在康熙面前诬陷戴梓“私通东洋”，结果康熙轻信谗言，将戴梓流放到了盛京（今沈阳）。

　　到沈阳之后，戴梓被迫靠卖字画度日，艰难地生活了30多年，“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四十三年，因穷困病死。

师夷之长的徐光启
师夷之长的徐光启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

　　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二年后又转移至浔州。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

　　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又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1540—1620）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被焦竑赏识并被拔置第一的。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他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

　　在同郭居静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原名叫玛太奥&；#8226；利奇（Matteo　Ricci；　1552…1610）。他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