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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
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
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
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
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
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
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
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
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
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
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
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
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
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
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
批评会。然而在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
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
存。到　１９４０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
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
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
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
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
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
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
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
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５　月）和中途岛战役（７　日）清楚
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８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
本发动进攻。
１９４２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
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　１９４３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
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
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
延长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
事进攻做准备。①自　１９４１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
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
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
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
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　６　月陷落，衡阳于　８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
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
的文官于　１２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
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
伤亡　３０００００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
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　４０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
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
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了，当时正遇上了　１９４４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
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
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
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１９４４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　１９４４　年下半
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
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
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
—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机会。到　１９３８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
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
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
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
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
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
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当一号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73—82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
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
１９４１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
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
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
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
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
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日军
伪军


华北
２２００００
（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


华中
２６００００


华南
８００００


约　４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６００００
（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
（３）伪民团和警察
小计
总计
约　２０００００
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　１５００００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
近　３５００００　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
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
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
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情况如
表　３０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
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５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
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　１６），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
期，中共发展了约　１０００００　人（约　１５％）。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宣布有党员　１２０　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　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
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　３１　　　（参见表　１８）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八路军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
５１３０００　※
６１４０００　※
新四军
１５３６７６
１８５０００　※
２４７０００　※
２９６０００　※
总计
４７４４７６
５７０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假定和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的数字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载的数字。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
多于足够补充伤亡。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
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
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
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
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
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
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　１５０　万，
华中有　５０　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
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
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
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
有利。１９４３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４　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　２９０００　人，不及　１９４１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期间的　６４０００　人的一半。①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
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
即攻打中、小城市。１９４４　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
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
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
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１９４４　年春，他极力主张他
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
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
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
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
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
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
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
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
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
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
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
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
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
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
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
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
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
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
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
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
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
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
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
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
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


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