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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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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直到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
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
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
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
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
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
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 １．３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
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
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
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
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 １９４３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
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
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①
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
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
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
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
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
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
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
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
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
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
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的歉收，使原已
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
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
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
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
模式早在 １９４０ 年已能看到。到 １９４２ 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
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
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
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
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 １０ 年前的长
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
—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
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
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 １９４５
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
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
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
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
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
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
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１９３９
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
表 ２５）。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１９４１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价指数：
表 ２５ “自由中国”与延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8 页。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自由中国
１００
１４５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延安
１００
１４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００
５６４７００
未计算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８４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
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
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
（１）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２）其他实物税，特别是
麦秆和羊毛；（３）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
极少交税。１／５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 １００ 磅谷物）
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 １９４１ 年谷物税已超过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
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 １９４５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
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 ２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表 ２６ （单位担，１ 担＝约 ３３０ 磅）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粮食产量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粮食征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
０．８
０．８
３．６
６．３
１３．６
１０．７
１１．３
９．１
７．８
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２８、１８８ 页。
在 １９４１ 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
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
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 １９４０ 年中开始
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
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 １９４１ 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
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
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
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
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
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１９４１ 年
这些税收入约 ８００ 万陕甘宁元（相当于 ３００００ 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
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
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
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①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
——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毛发表
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
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
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
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 ２６ 显示，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 ４０％。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１９３９ 年
还微不足道，但到 １９４４ 年已达 ３００ 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
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
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
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间，播种面种几乎翻
了一番（从 ８６０ 万亩上升到 １５２０ 万亩）。①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１９３８ 年仅 ７３７０ 匹（每匹 ２５ 平方
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 １９４２ 年达到 ４５０００ 匹，而 １９４３ 年迅速
上升到 １０５０００ 匹。②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
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 １９４４ 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
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
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③它正
式开始于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当时 １０００ 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
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
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 232 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120 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 146 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 年的百分 比）：家庭工业（44％），
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举行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
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④遗憾的是，
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
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
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 １９４２ 年春夏期间发
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
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
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
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
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
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
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
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
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
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
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
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①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
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
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了。
毛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
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①毛赋予这几
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决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
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
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
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
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166 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 14 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
《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2 版，第 21 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
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
法。
①《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63 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
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
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
什么用处呢？②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
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
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
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
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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