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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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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
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９ 月，第三支队也
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
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
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
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 １９３８ 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
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
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
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
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
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
令。１９４０ 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
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
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
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 ７ 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
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
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
达到高潮。在 ４ 天里，韩的第 ８９ 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
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
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
德勤到 １９４３ 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
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
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１２
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撤出皖南和苏
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
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
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 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①１２ 月 ２５ 日，
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
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
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
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 ９０００ 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
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
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
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
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
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 １９４６ 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
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１ 月 １７ 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
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
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
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
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
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
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
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
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
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
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
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
民党的威望了。”②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
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
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
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
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
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
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
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95—97 页。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72 页。
② 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39—140 页。
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
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③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
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
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作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
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 ７ 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
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 １５
及表 ２２）。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 １９４０ 年的磨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
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
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
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
状态之间变动。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 １９４３ 年的第三次反共高
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
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 １９４１ 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
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 １９４３ 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
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
认 识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题 纯 粹 是 个 政 治 问 题 ， 并 且 应 该 用 政 治 手 段 去 解
决……”①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
决办法。
③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26—228 页。
① 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 1944—1949 年时期》（即《中 国问题白皮书》），第
530 页。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
表 ２２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后的新四军
军 部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张云逸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师
师长
政委
原编制
作战区域
一师 粟裕
刘英
第一支队
苏中军区：此区南起长江，西至大运河，北到
淮阴及淮河沿线，东临太平洋
二师 张云逸（兼） 罗炳辉 第四、五支队 淮南军区：南起长江及南京合肥一线，西线到
合肥，蚌埠，北至淮河，东抵大运
河
三师 黄克诚
四师 彭雪枫
黄克诚 八路军一部
彭雪枫 第六支队
苏北军区：淮阴、阜宁以北，西到大运河
淮北军区：南起淮河，北到大运河、徐州一线，
西起津浦线，东至大运河
五师 李先念
李先念 豫鄂挺进纵队 鄂豫皖军区：汉口以北的李先念游击区
六师 谭震林
七师 张鼎丞
谭震林 第三支队
曾希圣 第二支队
苏南军区：太湖区域。谭震林一部曾于 １９４０
年撤至江北， １９４１ 年再次进入山
峦起伏的苏浙交界区
皖中军区：长江沿线，西到安徽的宿松。抗战
后期，此区只有极少的共产党正规
部队（ ５００ 人）。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一则此
区国民党派有强大的军队，二则此
区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 １５ 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
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
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 １９４１ 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
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
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
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
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
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
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
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
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
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 １９３８ 年夏
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
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
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
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
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
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
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
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
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
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 １ 卷，第 ４０７ 页。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
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
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 ２３ 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
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
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
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
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
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
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
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
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
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
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
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
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
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
①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
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
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
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
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 年》 （未刊文稿），第 370—371
页。
扩展。到 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
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１９３９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０ 年年末之
间的 １８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 ７００００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
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
约 ３０ 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和 １９４０ 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
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
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
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
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直到 １９４３ 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
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
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
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
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
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
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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