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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４ｂ　—
２１２３ｃ — ９２８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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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３０　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ａ．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３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２０６　页。
ｂ．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　４７　页。据信，这个数
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ｃ．《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第　４３３、４１１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
系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１９３６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
的工厂（９８）和到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１１０）的总和。
ｄ．《中华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３６３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
两类。

资料来源：
ａ．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
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３０　页。
ｂ．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１１０　页。
ｃ．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载薛光前
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２１４　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
的是，资料　ｃ　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　ａ　和　ｂ　两者
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
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间，原棉价格平
均每月升高　１３％，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
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１９４４　年占同类资本的　８６％——已流入商
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
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
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


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
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　1　日），第　206　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
见的战时中国》，第 47　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　年》，
第　433、44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　1942　年　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
立的工厂（98）和到　1942　年　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　年》，
第　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
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
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　１４　　　　　　　　　　　　　　（１９３８　年＝１００）
年代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农业
—
１００
６１
９２
１０９
１３２
１２４
制造业
５９
１００
１０６
８５
７１
７６
６９
零售商业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４
投机事业
２９
１００
２９７
８０８
５５０
７２０
２６９
美国债券事业
缺
１００
１８０
５１２
１３７３
３９５１
１０２６０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０　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
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
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　２０　年代以前——
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
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
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
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１９４０　年，只有大约　４２０００　名熟练工人随国
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
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
１９４０　年每月大约有　１０％的熟练工人，１８％的非熟练工人流动。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　２３％。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
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
平的大约　６０—８５％。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　１／３。
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
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１９４２　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　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85　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　55—56、112　页，表　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　1　卷第　4　期（1948　年　8　月　1　日），第　17　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43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　20—
28　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　１９４２　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１９４３　年平均为
１４％，１９４５　年平均为　６７％。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１９４３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１９４３　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　３５０００　元；政府的铁价为　３００００　元一吨。１９４４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　１８７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　１２００　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１５０００　元；但它只能以　１２０００　元出售。①
最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　１／４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　１５％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　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　8　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　25　期（1944 年　3　月），第　11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 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 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　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　7　—　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　217　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１９４４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　５５％开工。重庆
８０—９０％的钢铁厂在　１９４３　年春到　１９４５　年早些时候倒闭；１９４４　年　３２０　家机械
厂中有　５０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　２５０　家煤矿中，大约有　１８５　家在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倒闭。②
到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１９４４　年矿业生产只是　１９４２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７２％；铅，４９％；钨，２７％；锡，２７％；铜，２４％；锑，６％）。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１９４４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１３）。
①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与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　５０％；生铁，４６％；煤，３５％；电力，８％。尽管有这些增长，１９４５　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１１％左右的资本。然而，到　１９４２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１７．５％，资本的　７０％，
工人的　３２％和马力的　４２％。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１９３５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它经营　９２　个工业单位——３３　家工厂，３８　个
矿和　２１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１１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　１９３８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３０％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
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141、 316　页；
《商务日报》， 1945　年　1　月　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　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315—317　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　１９４０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１９４８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　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　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　227　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　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