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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２０　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
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
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
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
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
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
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　１９２９
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之间保持稳定，而
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之间则增长　２０％以上，１９２９　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
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１９３０
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
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
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
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②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　１９２５　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
框架维持的，１９２９　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
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
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
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
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　１９２９　年后


① 1929　年　2　月　1　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
7　类，税率为　7。5—27。5％不等。1931　年　1　月，把进口货物分为　12　类，最高税率提到　50％。1933　年　5　月，
把最高税率提到　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　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
——译者。
②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
③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　年　10　月　16　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
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　1939　年　4
月　28　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　年　6　月　28　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
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
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③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
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
诚使政府迟至　１９３０　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
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　１９３０　年正受全球
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
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
外交的牵连。迟至　１９２９　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
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
世界的模式。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
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
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
门，反对这一现状。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
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
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
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
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
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
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
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
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
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
统一——提供了　１９３１　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
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
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
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
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
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
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
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
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
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③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
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乔恩？雅各布森：
《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页。
④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1　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
国面向西方之时》，第　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
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
——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
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
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
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
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
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
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　１９４５　年后
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
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
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
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
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
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
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
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
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　１／５　到　１／４　的市场。第三
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
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
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
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
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
策。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
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
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
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
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　２３　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
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
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
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
前提。①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
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　１９３１　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
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
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
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


①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11—12、19—20　页。



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
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
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
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
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
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
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
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
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
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
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
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
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
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
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
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
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
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
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
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
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
和稳定的乐土。引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
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
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
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
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
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
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
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
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
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
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
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
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
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
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
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
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24　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　８　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
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
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　１１　时左右事变后仅　４０　分钟，
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
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
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
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　９
月　１９　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
的时机已成熟。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
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
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
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
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
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
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
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
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
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