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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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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 国近代经济史》，第 3—14 页。
③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 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
的经济组织》，第 23—27 页。
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
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①
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
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
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 １９ 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
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
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 １９０４ 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
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
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②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
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
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
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
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
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
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
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
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份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
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工业
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
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
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
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①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
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
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
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
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
①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 127—144 页。
② 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8 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第 95—124 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
在》。
① 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金斯
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19—48 页。
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
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
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②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
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
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
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
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
贫困。③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
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
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 ２０ 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
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
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
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
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
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①在农业产品仍在本
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
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至 １９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
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②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随
着工业化的继续进行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状况对中国重要地区
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
于这种贸易和帝国主义冲击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棉织业和
生丝业中看出。
１９ 世纪中国本国纺纱业的衰落，被学者再三引用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
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对农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然而，一概断言纺织品进口
及其后外国在中国的设厂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之说，并不能成立。详细的研究
表明，虽然家庭纺纱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纱的手工织布。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 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③ 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 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
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 16 世纪欧
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
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 38 卷第 3 期（1979
年 5 月），第 535—540 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 16 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例如，威廉？阿
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8 期（1977 年 12 月），第 1—33
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202—220 页。拉尔
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 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② 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 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
义》，第 205—226 页。
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
手工纺纱在不同地区是在不同时间衰落的，农民家庭能有相当长的时期进行
调整。①手工织布能继续成功地同 ２０ 世纪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竞争，因为
即使价格已经下跌，农民家庭仍能利用他们的剩余劳动获利。而且手工织布
推广到新区——例如清末推广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国时期推广到中国的西北及
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
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
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
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
纺纱工都受到损害，１８３１ 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
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
太平天国的叛乱。②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
末。手工纺纱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１９１０ 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
于生产状态。但在 １９１８ 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
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
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①连在 ２０ 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
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
经历了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到 ３０ 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 ３０ 年代世界
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
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
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②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
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
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
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③
清朝最后 ７０ 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
扩大的冲击。④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
生丝出口在 ５０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
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 ６０ 年代初期，太平天
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
①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74—186 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
《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4—13 页。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82、87—88 页；陈明 ：《劳工与帝国：1895—1927 年珠江三角
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 11—12、367 页。
①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31—241 页。见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88—189、192—201 页。
③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59 页；马若孟：
《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④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
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79—108
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 年》，《中国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学）第 9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380—426 页。
１０ 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１９ 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
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
种关系。大约到 １８７０ 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
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
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
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
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
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
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 ９０ 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
１９１１ 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
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
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 １９
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
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
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
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
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
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
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
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
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
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 １０ 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
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 ３０ 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
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
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
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
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
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
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
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 ２０ 世纪前半
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
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
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
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
（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
经济的增长。２０ 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
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
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①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
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１９ 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
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 ２０ 世纪前 ５０ 年，这
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 ７％或 ８％。②这个年增长率，近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 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
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
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
速。直到 ７０ 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 ５０％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
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
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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