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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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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
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③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
不相同。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①两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63—269 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
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 50 期，第 85 页。
②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 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
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10、11—13、25 和 53 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 页；片冈
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3 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87 页。
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
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
②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
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
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
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
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
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
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
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
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
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
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
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
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
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③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
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
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
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
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
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至 ４ 月“东征”，渡过
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
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
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
这次行动征集了 ８０００ 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
围剿。①（参见下面第 １２ 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
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
系开始改善。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
议。所以毛能在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
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③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
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
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
② 《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0 和 13—14 页。
③ 《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各处。
①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 103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第 35—37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370—378 页。
③ 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60 页。
④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302 页。
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
导权。蒋介石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
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 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
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
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
自 １９３５ 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
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③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
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
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
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
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
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
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
１９３６ 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
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
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
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
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晨的混乱之中）
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
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
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
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
指示后勃然大怒；①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
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
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
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 ３ 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
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②但是有
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
① 同上书，第 1 卷，第 194 页；《红色中华》，1936 年 5 月 26 日。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 72—73 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2 卷，第 225 页。
④ 同上书，第 245 页。
⑤ 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 年》，第 79—91 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
之请于 1934 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
①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 页以下。
②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 222—223 页。
之间的分歧。③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
个统一战线。④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
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
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恭亲王和曾
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
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
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
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
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
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
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
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
和统一计划。①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②
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
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
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
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
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
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
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
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
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
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
坚持下去，不会重演 １９２７ 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
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１９３５ 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
的土地政策比毛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
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
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
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
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
③ 1936 年 12 月 14 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 年台北版），第 222—223 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 170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
抗战与革命》，第 46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168—169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61 期，第 91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7—98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 １９３６ 年夏，中央调整了
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
作。④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
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
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
业生产的。⑤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
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
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
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
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
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
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
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
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
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
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１９３７ 年初，如 １９３６ 年夏——当
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
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
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
个主要政党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了。
③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91 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3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63—65 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 8 — 9、1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60 期，第 88 页。
第 ５ 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 １９３１ 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 １９３７ 年在南
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
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
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
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
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９ 年的戏剧性
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 １９１２ 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
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
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
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 １８６９ 年 １ 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
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
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
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
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
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 １９０９ 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
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
为可能。②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
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
记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６．６ 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
（０．３ 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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