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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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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 １９２９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１８ 年后，在 １９４６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 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 3 月 21 日；《反蒋运动史》，第 46—47 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 4 月 14 日，第 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5 期 （1946 年 8 月 24 日），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
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
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
种状况：１９２９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
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 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是军官。在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 ３３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 ２５ 个是将军。③在这 １０ 年间，
政府支出的大约 ２／３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１０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
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
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
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
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
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
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 １９２８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
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
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
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
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
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
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
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 １９２８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撤销。然后，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
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
地膨胀。１９２９ 年，大约为 ２００ 万人（而清朝约为 ４０ 万人；１９２２ 年约为 １２０
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
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 １９２８ 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 ２４ 万人，年
需军费约 ３．６ 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 ３ 亿元。①
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
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
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
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８０ 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４１％，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
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
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
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
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
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5 页。
——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
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
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
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爆发，当时桂系
——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
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 ２３ 万人。冯玉祥——他
指挥 ２２ 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
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
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 ２００ 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
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
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
以待来日。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
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
部队 １０ 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
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
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和 ３ 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
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
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
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
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
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
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在北平召开。同年 ９ 月，一个
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
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
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 ７ 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
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
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 ２５ 万人。截至同年 ９
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
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
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
府贿赂张学良 １０００ 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
９ 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
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 １０ 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
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
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
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
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
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
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宣布颁布同样
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
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①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
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
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
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
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①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
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在广州建立了一
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
而在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１ 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
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
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
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
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
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
１２ 月 １５ 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
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
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
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１ 日就职，仅存在 ２５ 天。国民党三大人物——
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
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
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
早在 １ 月 ２ 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
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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