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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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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
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
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
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
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
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
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
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
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
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
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
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
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
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
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
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
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 １９４９ 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
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 ５０ 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
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 １９６２ 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
年只有“照抄苏联”，②可他的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
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
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
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
“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
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
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 １９４９ 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
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 ３０ 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
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
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
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
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
（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
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
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
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
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
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
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
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
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 １５ 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
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
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
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 １９４９ 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 ４０ 年代初期提出的许
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
１９３７ 年到 ６０ 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
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
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 ３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
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 １９４９ 年以前毛
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
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
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
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
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
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
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
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
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
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
是主宰者。
本章第 ３ 节已强调指出，在 １９３９ 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
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
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
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
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
的事业。事实上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
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
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
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
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 ３０ 年代，在抗日战争的
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
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
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
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
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
然有某种相似。
在 ４０ 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
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
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
“封建”文化真地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地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
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
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
民主独裁”的政府真地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
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 １９４９ 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
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① 《致秦邦宪》（1944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书目提要①
１．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
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
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 １０、１１ 和 １２ 卷列出的书目外，
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１９００—１９７５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按论
题列出中国作者论著目录 ９０００ 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
国近代史论著目录，１９４９—１９７９》，按约 ８０ 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 １００００ 条，
书籍目录 １２００ 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
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７９》在 １９８１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
１９８１》概述 １９８０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 １９８２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
鉴，１９８２》概述 １９８１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８４》。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
刊，该刊在 １９８２ 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
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
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
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 １９８１ 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
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
刊篇目汇录》丛书从 １８５７ 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 １９１８ 年的 ４９５ 种期刊
约 １１０００ 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８ 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
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
对研究 １８４０—１９１９ 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
著者 １９５０ 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
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
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
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长期以来是日本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重田德著《清代社会
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绅权和地主，而奥崎裕司著《中国乡绅地
① 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书目提要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
恃？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主之研究》详细地研究浙江一个地主家族。小岛晋治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
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论集。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共编的《辛亥革命之
研究》评论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学术成就的京都学派新一代学者的论文 １３
篇。中村义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来研究这个主题的论文。也要
特别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东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研究中华民国经济趋向与外国经济利益的著作有岛一郎著《中国民族工
业的发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纺织工业与中国》。京都大学的一个
研究组（狭间直树、片冈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运动之研究》论集。
关于日本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的全面成果，除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 １ 节
提到的综述直到 １９６９ 年出版的书目外，要特别提及《清史问题》所载的田乔
舒亚？Ａ．福格尔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史学杂志》上的书目综述。
社会经济史论文也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文化革命以后的新办或复
刊的学术期刊上。要特别提及设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史研究》
和厦门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方面的
学术成果，也见费维恺编《从宋代至 １９００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四部收有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论文 ３３ 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收论文 ２０ 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明
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收论文 ２５ 篇和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年发表的 ２１８ 篇
论文的目录；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论文 １８
篇和论文目录。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是一部高质量的选集，
收入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发表的研究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的论文，并附有文
化革命以前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 １０００ 篇以上论文的长达 １１０ 页的目录。
最近出版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
刻资料选辑》，收碑文 ２４５ 篇；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收碑文 ９０ 篇；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碑文 ２５８ 篇——主要是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
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
地租剥削形态》，收乾隆朝刑部档案 ３９９ 宗。
新出版的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著《明朝社会经济史论文集》，收著者 ４０
年代起 ３０ 年来发表的论文 ２９ 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有何
龄修等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叶显恩著《明清徽州
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 １８６０—１９１６ 年中国现代化的颇具
雄心的计划，至今已出版研究专著四种。每个行省研究专集挂有丛书名《中
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每卷书名给出省名：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
研究：湖北省，１８６０—１９１６》；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１８６０—１９１６》；李国祁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１８６０—１９１６》；
以及张朋园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１８６０—１９１６》。
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及其他企业
的出版物有：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
图书馆藏未发表过的盛宣怀档案四卷：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编《盛宣怀档
案资料选辑》。
５０ 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力劝非共产党人士撰写 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们亲身
经历的回忆录。成果是前军阀、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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