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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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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
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在 １９２７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写有关军事
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
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
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
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
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
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
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
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
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
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
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
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 １９２７ 年起就开始在这
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
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
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 １９２６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 13 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
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
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 人就
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6 页）——译者。
② 1968 年 7 月 28 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694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6—3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年和 １９３８ 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
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
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
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
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
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
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
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
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
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
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
性之间的连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
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
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
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
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
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
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 ２０ 世纪的殖
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
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
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 ３０ 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
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
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
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
义者。甚至在 ３０ 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
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
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
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
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
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
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98—99、284—285 页。
农民自己丢……”①
以后整整 ２０ 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
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
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 ５ 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
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的“查
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 １９３３ 年使这个运动具
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
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
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
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
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
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 ４０ 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
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
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
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
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
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
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
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
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
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
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
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
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
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 １９３４ 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
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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