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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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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４ 月 ２１ 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 ３００ 英里的防线渡过
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４ 月 ２４ 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５ 月
３ 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５ 月 ２２ 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５ 月 ２７ 日打下上
海。５ 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 ５ 月 １６—１７ 日夺取了这
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 ７ 月至 １０
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 １０ 月初撤离这一战场
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 １０ 月
１４ 日和 １１ 月 ２２ 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底，林的部队
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
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 ８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４ 月
２３ 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
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
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
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
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
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
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
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
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
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
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
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
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
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
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
挥更加无望。①
１０ 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 １１ 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 １９４９ 年秋季人民解
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
着又在 １２ 月 ９ 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
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
后于 １２ 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 ２００ 万支持者的避难
所，其中包括 ５０ 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
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８ 日召开，来
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 ６６２ 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 ９ 月 ２７ 日确
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１０ 月 １ 日，毛泽东庄
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
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
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 １９４６ 年，当时，
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
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
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
法。
实际上，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
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
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
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
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
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
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
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
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
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 １９４８ 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
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
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
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
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
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①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
552—553 页；《李宗仁回忆录》，第 517—528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82—383 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 １９４６ 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
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
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
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１９４７ 年 ５ 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
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 ５、６ 月间提出的大规模
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１９４７
年 ７、８ 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
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
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
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
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①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
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
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
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
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
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
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
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
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
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
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
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
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
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
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
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 １９４８ 年晚期的三
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
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
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
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
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
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
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
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
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
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
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
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
国的失败》，第 349—493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758—814 页。
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１９４８ 年底到 １９４９ 年初的美国
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
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
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
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
共领袖在 ４０ 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
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 １９４４ 年对迪克
西使团的声明；１９４９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
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
接近。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 他
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
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
解的担心，在 ５０ 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
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
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
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
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
分歧很大，需要 ２０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① 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 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
旅行》，第 81—90 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 1949 年 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 89 期（1982
年 3 月），第 74—96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766—770、779、784—785、791 页；
关于周 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 357—360、372— 373、388、389、
397—399、496—498、779—780 页；埃德温？W。马丁： 《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 1981 年
11 月号，第 13—16、 32 页。
第 １４ 章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
在他前 ３０ 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
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
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
意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 １９１２ 年（当时毛泽东 １８ 岁半，在革命军
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 １９４９ 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
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
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 ５０ 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
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
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
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
从成年初期到 １９２７ 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
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
从 １９１５ 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
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
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
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
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
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
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 １９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中期，
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
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
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
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
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
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
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
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
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
野，是大约 ２３ 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
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
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
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
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疲酢Ｎ浞绮徽瘛Ｃ褡逯逵涨髑嵯浮４松蹩捎侵窒笠病！な遣桓模跚壹�
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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