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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而且也是衣食无忧。搬进中南海以后，就陆陆续续自己生小孩，然后您还要带少奇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对于您来说困难不困难呀？一下子协调那么多人，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家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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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王光美（4）
王光美：这跟我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我有3个哥哥就不是我母亲生的，可是他们跟我母亲相处得也非常好，我母亲对于不是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二哥爱看球什么的，她就老带我们出去，所以这兄妹之间也没觉得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
　　刘亭亭：实际上这和我外婆很有关系。我外婆从来都不讲孩子中间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们家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前几个实际上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去国外上学，那么最后到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该受教育的时候就没钱了。所以后来我妈妈以下的姨姨们连上大学都上不起。我妈妈也是这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淘淘和丁丁不是我母亲生的……所以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较像。
　　杨澜：据说您把您母亲接来中南海，帮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您的其他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为什么？就是进中南海难，要是我妈妈在外面，他们随时想去就到我母亲那儿，见面容易。他们说妈妈一进中南海，将来我们看望她都麻烦，进中南海要手续吧，门口不是要登记吗？我说没那么困难，你们来时打个电话，我们在家一通知保卫人员就能进来，没想像的那么难。所以后来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杨澜：后来董老夫人，也因为受到你们的事情的牵连，在监狱中生病，遭到很多折磨。您后来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把她接进来，她当初要是没进中南海……
　　王光美：可是你接不接，她跑不了呀。因为是我的妈妈，你说能放过她吗？接不接进中南海她也跑不了，躲不过去。
　　杨澜：您还记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们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王光美：那场面反正是挺惨的，但她一点儿都没有怨言。
　　杨澜：但是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间的感觉？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们在外院一块儿又走了几步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已经开斗争会了。反正我跟她说你暂时不在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嘛。那时候谁都不能掌握命运。
　　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爱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不是特别爱讲话，也可能对眼前的形势有精神准备，我觉得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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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王光美（5）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医院，起草主席的报告。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那些都会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那时候他还是替毛主席承担很多，可是这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击刘少奇。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
　　杨澜：您还顶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而且我还回头看那些挂在后面的谁的像片，不是挂着江青的像片，那是挂的谁的像片……
　　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
　　

感受王光美（6）
杨澜：“文革”中很多人家破人亡以后，或者因为受到人格的侮辱，所以自杀了。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杀？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药，他有他的安眠药，我那天拿着我的安眠药瓶对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他很少说话，可是这话就说在关键上，因为看出我拿这药问他，不是说要吃一粒两粒的问题。
　　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小小，即刘潇潇（又称刘小小），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小女儿。托付给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们门外那个院子里，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先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在中南海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来了，家里贴了大字报。我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造反派拔掉了电话线，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儿傻了的那种感觉。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打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俩人使劲抓着手，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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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