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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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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仕，中山国君杀烹了他的儿子并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示必取中山的决心，食掉了这杯肉羹。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食子之肉。”堵师赞回答说：“亲儿子的肉他都吃，那还有谁他不会吃呢？”乐羊攻下中山回国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忠心。与此对照的另一事是：鲁国的孟孙打猎，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装车押送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啼叫，秦西巴心中不忍，放归了小鹿。孟孙回家后向秦西巴索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当时心中不忍，把小鹿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很生气，把秦西巴撵走了。过了数月，孟孙又召回秦西巴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御人问孟孙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受到惩处的人，孟孙回答说：“他这个人不忍心残害小鹿，还会忍心残害我的儿子吗？”根据上述两则事情的比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
乐羊在军中食子示志，最终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诈”之智，而秦西巴怜而释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孟子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秦西巴比乐羊更符合于臣子的标准，因为以他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必然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残害行为，必然会尽心维护君主的地位而不会有非分的篡逆念头。乐羊恰恰相反，他虽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过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种“不忍人之心”。许多典籍选取这两件事情作比较，并引申出某种结论，确实反映出了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某种价值审判，意在启发人们按此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当的人格定向，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两事有一种性质上的不可比较性。乐羊的巧诈对象是敌国，而秦西巴的诚信所施，并不是孟孙的敌人。秦西巴可以对小鹿怜而释之，这并不会妨碍什么，但乐羊如果对中山之敌怜而释之，就不会有什么军功，就是对魏国的犯罪。人们可以要求某人对狩猎之物施以怜悯，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恻隐之心，取得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但任何君主都不会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对敌人给以仁慈和怜悯，这一道理是根源于现实的功利观。
魏文侯绝不会反对乐羊在战场上以巧诈之智而立功，绝不希望乐羊在军中见亡子而饮泣丧志，但当乐羊食羹示志，以巧诈之智立功后，他转而又怀疑乐羊对君主的忠诚之心。魏文侯对乐羊的矛盾心理，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功利观之间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现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实的背离。观念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从不同方面牵动着人们，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产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选择之间无所适从。现实要求人们立功社会，但立功的过程往往必须剔除无原则的仁慈，使用某种巧诈之智，而这很可能难以立德，为人猜忌；传统观念要求人们讲究仁慈，以诚信待人，杜绝巧诈，但这一要求又使人们难以立功。观念和现实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时陷入了不易解脱的困惑中。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观念向现实相趋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解脱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们应该面对现实，经常地在观念领域除旧布新，而不应该让传统观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树功于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众典籍的作者将上述有关乐羊和秦西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作比较，虽然机灵地揭示了人们在巧诈之智和拙诚之忠两者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矛盾困惑，但他们没有发现造成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这一结论诱使君主着眼于一己私利来看待臣民和处理问题，引导臣民明哲保身地进行行为选择和人格塑造，会使人们常常放弃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2）
其实，“巧诈”和“拙诚”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人格属性，它们可以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不能脱离具体对象和条件来谈论二者的孰优孰劣。抛开两个特意选定的事例，它们的关系就能看得比较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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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贤君臣直，智救同僚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新序？杂事》、《资治通鉴？周纪一》讲述了战国初翟璜巧谏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与几位士大夫宴饮，席间他问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赞仁称智，都说的是赞扬之语。轮到任座发言，任座说：“您是一位不贤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给弟，却封给儿子，以此知道你不贤明。”文侯不高兴，怒形于色，准备处罚任座，任座吓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来轮到翟璜发言，翟璜说：“您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说话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贤明。”文侯听了很高兴，急忙将任座从门口请过来，拜为上卿。
魏文侯让大家评论他，看来是更喜欢听到赞扬的话，任座的批评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后，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见，又想不再惹恼君主，还想让君主高兴地赦免任座，于是就在君臣关系上巧设玄机，把君主的贤明和臣子说话的直率作为一般的规律而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贤明，臣子才说话直率的认识前提。以此为前提，他以任座说话直率来反证魏文侯的贤明，自然使魏文侯乐于接受。
巧妙之处在于，魏文侯的贤明在这里是通过任座说话的直率得到证明的。乐于接受贤明之誉的魏文侯，自然对证明了他本人贤明的直率之言和直率之人憎恶不起来了，甚而会变得喜爱其言其人。同时，翟璜在这里仅仅说到任座之言直率，并未涉及直率之言的内容，也未对其言进行评判，他仅仅做到使魏文侯喜欢其言就止住了，对其直率之言的评判和采纳留给了魏文侯本人。既然魏文侯已喜欢其言，那他必定会认真考虑、慎重对待，甚或可以采纳其意，改正过失。聪明的翟璜不强求君意，给了君主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稳便的下台阶梯。
西门豹：两度治邺，善贬恶褒
西门豹是战国时魏文侯时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曾因破除当地“河伯娶妇”（事见《史记？滑稽列传》）的迷信而闻于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记述，西门豹为邺令时清廉正直，丝毫不谋私利，但却十分怠慢君主身边的人，这些人因此便勾结起来中伤他。一年后他向君主汇报治理邺政的情况，君主没收了他的官印，把他罢免了。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政的办法，现在知道了，我希望能再次治理邺县，如不能称君之意，情愿受到腰斩的惩罚。”魏文侯不忍拒绝，就同意他再去治邺。西门豹这次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并尽力讨好君主身边的人。过了一年，他又向君主去汇报情况，魏文侯亲自迎接他，向他致礼问候。西门豹回答说：“上一年我为君主本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夺走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为君主身边的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向我致礼。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就将官印还给了文侯。文侯不肯接受，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为我勉力治邺。”西门豹最终没有接受。
关于“河伯娶妇”的事情大概世人皆晓，人们衷心佩服西门豹担任邺令时表现出来的胆识智慧和敢于为民做主的清正风格。然而，在社会政治风气已现衰败的国度，必然会滋生一批朝中贪官，这些贪官寄生于国家政治腐败的赘瘤之上，他们和民众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西门豹正是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做出过两次痛苦的选择。
西门豹第一年为邺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民为善的方针，他破除陋习，廉洁治政，希望达到政治的清明和健康，但这一选择却无意间使他走到了朝中贪官难于容忍的地步。由于贪官们所处的特殊地位，西门豹受到他们蓄意的暗箭中伤，一年后竟被君主罢免，良好的治政意愿遂成泡影。
西门豹不甘心于被罢免的命运，他在请求到的第二次治邺机会中故意选择了另一条讨好贪官的方针，一年中他搜刮民财，贿赂权贵。他自然明白这是一种损害民众利益、腐化国家政治的丑恶行为，但届满时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君主的赞赏。他比较了两次治邺的方针及其结果，感到腐败政治下做官的困难，向君主表###迹后坚决地辞去了邺令之职。
西门豹本想清正为官，他在邺令之位上也曾为优化社会政治风气做出过应有的努力，然而，朝中贪官作为国家政治机体的寄生物，本质上不允许机体自身任何健康的努力。西门豹作为国家中下层的地方官，他无力清除国政腐败的赘瘤，自然会被朝中贪官中伤排挤，落下一个痛苦的结局。而当他二次选择了讨好贪官的治邺方针时，他则被腐败势力所吸纳，虽然稳固了自己的官位，但却忍受不了自我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一种腐败的政治机体中，一个本质上愿意清正廉洁的官员注定要蒙受某种痛苦。如果他对腐败的机体无能为力，那么他对腐败势力就有或者对抗、或者妥协的两条选择，这样，他如不蒙受被腐败势力所排挤的痛苦结局，就要蒙受良心谴责的痛苦过程。只有那些卑劣营私和自甘堕落的官员才毋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社会已代替他们承受了痛苦，他们在社会的痛苦之上寄生求乐。
西门豹辞绝官印，实际上含有对魏文侯不小的怨愤和敬告，他为魏文侯对自己两度处置不公而不平。当他全力为国的时候，这位君主罢免他，使他难以理解；当他全力营私的时候，这位君主赞赏他，更使他感到震惊，他深切感受到了在这位君主手下干事的困难，以辞职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抗议。当然，历史上的魏文侯毕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我们不敢断定他在对待西门豹时确实变得如此糊涂，但这类君主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西门豹两度治邺的经历因而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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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为卒吮脓，视兵如子
吴起是战国初期一位善于治军的将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史记？吴起列传》、《说苑？复恩》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吴起为魏国大将时，一次行军之前士卒中有人长了毒疮，吴起亲口为该卒吸脓，这位士卒的母亲看见后哭泣不止，旁边的人都劝她说：“你的儿子是一个普通士卒，吴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你还哭什么？”士卒的母亲回答说：“吴将军过去用口吸过这孩子父亲的疮口，他父亲在泾水之战（公元前409年的攻秦之战）中勇猛冲杀，死于战场；现在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这儿子会死在哪里，所以为他哭泣。”
将军为士卒吸脓除疮，这恐怕是中外治军史上少有的现象。吴起的这一行为不仅仅是要医除一位士卒身上的脓疮，好使他能上战场，而是要以浓厚的情感恩化士卒，激发他在战场上的拼杀精神。同时，吴起的这一行为还显示出了与士卒完全平等的态度，对所有士卒都有一种极大的鼓舞作用。
《孙子兵法》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吴起的吮脓行为，正是体现了率兵将领给予士卒的深厚的亲情与关爱，它对士卒的作战精神的激励效果，从士卒母亲的角度上被充分地反映了出来，给人们以真实的感觉和极为深刻的印象。
士卒父亲所以在泾水之战中舍生忘死、奋勇拼杀，是因为他受了吴起的吸脓之恩，他是把战场上的勇猛冲杀作为对将军之恩的报答。当吴起现在为他的儿子除疮吸脓时，母亲既知道将军的这种恩义会换取儿子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献身报效，又知道她本人无力劝阻儿子这种奋不顾身的报效行为，只好在一边独自哭泣。将军的除疮吸脓像魔术一样，其魔力使士卒在战场上拼命杀敌而死而无悔，竟然没有办法抗拒这种魔力。
吸脓是一种忍受肮脏的行为，一般为人们不可想像，吴起作为国家将领，能够口忍一个下层士兵身上的污秽之物，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这也正是他能够征服士兵感情的魔术魅力之所在。当然，吸脓并非科学的除疮之方，它自然为现代将领所不取，但这一行为所体现的将军对士兵感情的施予和征服却是其他方法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事情告诉人们：人际间存在着不能否认的感情交流，这种双向的感情交流大体具有如下的等值关系：
人的社会价值×施予对方的感情＝对方的社会价值×愿意回报的感情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等式中包含的四项因素都是靠各方的主观感受确定的；第二，对人的社会价值的确定，一般离不开对其身份、地位及资历等要素的考虑；第三，当愿意回报的感情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接受感情的一方就感到欠了对方的人情债，但“还债”的意愿总归存在。
感情交流的等式能告诉人们许多，诸如地位居高的领导人如果施予民众应有的感情，往往能得到加倍的偿还；人们要提高自己感情付出的分量，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大它的系数，等等、等等。
公叔：提婚测心，旁加干扰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了战国初魏相公叔陷害吴起、逼吴起离开魏国的计策。公叔为相时，娶君主魏武侯的女儿为妻。为逼走吴起，他按照定下的计策前去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咱们的国家小，又与强秦相邻，恐怕吴起不会安心留在咱们国家，说不定他哪一天会离去的！”魏武侯觉得言之有理，就问：“怎么才能知道他的去留意向呢？”公叔建议说：“您可以提出要嫁给他公主，以此来测试他的去留意向。如果吴起安心留魏，那他必定答应娶公主为妻；如果他心不在魏，想去其他国家，那他必定会辞掉这门亲事。”魏武侯决定采纳公叔的建议，准备找机会向吴起提这门婚事。
公叔向魏武侯提议之后，又按照计策邀请吴起来家中做客，他特意安排让妻子当着吴起的面鄙薄、蔑视自己。吴起看到公主凭君主女儿的身份，对相国竞这样傲慢，心中很为伤感。不久魏武侯向吴起提出要把另一位女儿嫁给他，吴起找借口推辞了。魏武侯据此认定吴起没有久留魏国之意，对他便不再信任了，吴起害怕受到处罚，就逃离魏国，去了楚国。于是，相国公叔达到了逼走吴起的目的。
魏相公叔向魏武侯提议测试卫人吴起的去留之心，他让魏武侯嫁公主给吴起，要凭吴起是否答应该亲事来断定其去留心意。本来，聘娶公主和留仕魏国两事并无必然联系，以前者来测定后者有可能失之差错，但在家族统治的社会，以此法来参考了解一个人的去留意向也未尝不可。
然而，公叔在吴起接受这一不甚规则的心理测试之前，却有意向被测试者实施心理干扰，他故意安排夫人在吴起面前鄙薄、蔑视自己，使吴起感到公主傲慢浅薄，不可为妻，诱使吴起拒绝公主之亲，从而使魏武侯对吴起的心理测验得出了极不合实际的结论。一方面安排魏武侯测试吴起，另一方面又暗中诱导吴起，干扰魏武侯的测试，这就是公叔陷害吴起的奥秘所在。
公叔对吴起的心理诱导，是通过他们夫妻二人双簧式的表演行为暗示给吴起的。无论这一行为对君主的测试活动有多大的干扰，都难以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和陷人之恶，因为他从未告诉吴起该怎样对待公主之亲，后来的结果是被测试人吴起自己的选择。公叔在欺骗君主和陷害他人的同时，把自己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公叔为保住相位、逼走吴起，他可以选择吴起德和才的任意一个方面进行攻击陷害。然而，吴起的才能世人公认，难以动摇，公叔因而只能在吴起的忠顺、德行方面作陷害的文章。才高者陷之于德，这符合事情的逻辑。公叔的略为高明之处仅在于，一是他未简单地在道德操守方面诬陷吴起，而是着意向君王显示吴起难为魏用的不忠顺心迹；二是他想法把关于吴起心迹的结论留给君主自己得出，避免了君主和受害人对他的疑忌。
公叔陷吴起之事留给人们另外的启示是：才高者被人陷害攻击的薄弱处常常是德行、忠顺等方面。社会的现实固然是良鸟择木而栖，但才高的“良鸟”择木而去，往往是被不良的环境和无端的猜忌逼走的。
公叔痤：看重卫鞅，病榻荐才（1）
公叔痤是魏国之相，他手下的中庶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卫鞅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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