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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心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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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敢糟蹋过一个鸡蛋。我怕爸爸妈妈说我忘本，我怕那只母鸡的亡灵骂我不懂珍惜。
从父亲对“母鸡与鸡蛋”的不断回忆中，我开始相信，如今我生命的活力与三十几年前的那只母鸡和它生产的那二百五十六个鸡蛋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今天已渺然而不可追考，我依然这样相信，痴痴地。
（二）
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妈妈去河南五七干校了。记得妈妈上路前的那天晚上是爸爸做的饭：蒸馒头和白菜炖豆腐。
妈妈走后，我的心中突然少了一片天，也是平生第一次有了“思念”的情感。爸爸一个人挑起了抚养我和妹妹的全部生活重担。我每天放学回家，掀开锅盖，便有白花花的大馒头，有的还咧着嘴冲你笑。
一天，我吃了好多零食，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连半个馒头都咽不下。那个时期，爸爸最担心的就是我不好好吃饭。为不挨说，我偷偷地把仅咬了一口的大馒头掰碎，扔到马桶里冲掉了。因心里有鬼，晚饭后我主动洗碗。在厨房忙完回到房间时，见父亲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手中握着一根粗大的擀面杖。父亲的两腿之间夹着一个酱油色的面钵，里面盛着小麦粉。他一边往面粉里续水，一边用擀面杖捣面，是在做第二天的馒头。似一盘散沙的面粉，渐渐地黏聚成一块硕大的面团，一滴一滴晶莹的东西落在它光洁的身上，父亲哭了。
巧父（2）
就在母亲去河南五七干校的前夕，父亲患了急性肝炎。为了不传染给我和妹妹，父亲不敢下手和面。这个时期的馒头都是爸爸用擀面杖代替手，一下一下捣出来的。想起妈妈不在家时，父亲的这段“巧”，我就鼻子发酸。可当时我还不懂得珍惜：珍惜粮食、珍惜感情、珍惜父亲一生为我沉重的付出。请爸爸原谅。
上初一时，我曾羡慕楼里一个女孩身上的“的确良”。在家里，我开始大谈的确良结实耐用、不退色起皱等诸多好处。周末，父亲骑车进城买回一块藏蓝色的确良布。经连夜赶制，我第二天便穿上了的确良的裤子。它是父亲的作品，是我身上的第一件的确良，也该是我国第一代的确良吧。双腿两边的裤线还是时髦的双排线哩。
初到人间的我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不知在暖箱里待了多久，才渐渐完成了我的小小生命。父亲说应该给这女娃起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这个孱弱的生命一定会夭折。于是我有了一个硬邦邦、响亮亮，很赋有男子气概的名字“黄帅”。
幼时，我体弱多病，包裹着我的红锦缎斗篷随着爸爸妈妈的身影飘遍了京城的各大医院。为增强体质，在我七岁时父亲开始教我游泳。
每逢盛夏，中关村游泳池便成了“煮饺子”，少有例外。一个星期天，一片黑云压顶，下起倾盆大雨。整个中关村游泳场除了一两位救护人员，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入水前，父亲带领我做热身准备活动，妈妈往我的嘴里塞巧克力增加热量。顺梯下池后，我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脖子。这是我第一次脱离游泳圈，心里充满胆怯。父亲轻轻地放开我，我的脚尖碰到了池底，下巴刚好露出水面。父亲向后退了两步，张开双臂说：“小帅，游过来。”
望着伸手可及的父亲，我用力一蹬地，身体浮在了水中。我拼命划水，抬头换气，呛了半口空气半口水，身体沉得像灌了铅。“想这几天带游泳圈反复练习的动作。”我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于是，我刻意划水、换气、收腿、翻掌、蹬水，一套动作协调了起来。几个回合以后，我的身体平稳了。每次抬头换气，都能看见池水加雨水中的父亲近在咫尺，可是我怎么也够不着。
就在心中的委屈涨满的瞬间，父亲一把抱起了我：“小帅真是好样的，游了一百米。”原来，父亲在水中一共退了两百步，我则进了一百米。我从此学会了游泳。晚上回家，妈妈煮了姜汤，谁也没有感冒。
大家都说“黄教练”高明，殊不知“黄教练”尚不会游泳。父亲是捧着体育学院游泳系的教科书，运用流体力学的原理，“手指并拢，握成流线型，两腿夹角不可大于45度……”把我教成了三级运动员的。他是一位“岸游教练”。
（三）
父亲的确很巧，做女儿的自愧弗如。
其实，父亲也有半点不巧的领域。父亲似乎不通艺术。他说妹妹的英文打字声是世上最美的音乐，说妈妈在电视屏幕前眼泪汪汪实在可笑，说我为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感慨几时纯属浪费时间。为此，我家娘子军常常联合起来，一起笑话父亲没有艺术细胞。记得前两年，我从日本回国探亲时，还对父亲开玩笑：“我爹艺盲也。”父亲只是笑笑，从书柜中抽出一本《汪德昭院士传》递给我。
汪德昭先生是父亲单位的老所长，是父亲科学生涯的恩师，是蜚声中外的物理学家，是我国水声学、水声科研事业的创始人。他早年受教于世界著名科学家朗之万教授并在法国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科研成就。他设计的超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并曾经三次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聘请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
从小在我心中，他既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爷爷，回国探亲时还曾随父亲去汪老府上探望。拿着父亲递给我的《汪德昭院士传》，我不禁问：“汪爷爷好吗？”
“好！好！你看看这张照片好不好？”父亲指着封面上的汪先生说。经细细端详，我觉得它是一张绝妙的照片，把这位科学巨子的特有神韵和不凡气质拍得活灵活现。“真棒！”我脱口而出。父亲缓缓将书在手中调了一下个儿，我这才发现“封面摄影”字样的右侧写着父亲的名字。“爸爸什么时候学会了摄影？”我吃惊地问。“是碰巧照了一张好相。”父亲显然有些不好意思。
遗憾的是，汪德昭这位父亲跟随了四十年的老科学家去年仙逝了。夜深人静时，多少次看到父亲带着老花镜在案头翻阅汪德昭文集。他一定是在回忆与汪老一起走过的事业生涯吧。
父亲开放型的思维里充满巧。当我抱怨在日本读不到很多中国书时，父亲说：“没有机会读书时，可以读人。每个人都是一部书，都是一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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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父（3）
在父亲的点拨之后，我与人交往时开始往大脑中注入“读人”的意识，真觉得受益匪浅。人是一部具有活的灵魂的书。一本书可以对万人倾谈，然而一个人则可以对你一个人诉说。如果你正在阅读的“人”具有饱满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再有一种完整的人格力量，读他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如今，我已经养成习惯，经常找人读读。比如办公室里的小任就是可读性很强的一人。我经常从她的口中读她已经咀嚼过的书，真是好消化极了。这真成了我获取知识与智慧的便道与捷径。
当然，我读得最多的人还是父亲，与父亲谈科学、谈人生、谈未来总能使我的思想疆域开阔很多。我非常庆幸自己身边有一个可以随时翻阅的父亲。
我曾和父亲谈起祖国的经济大潮和东京的商业诱惑，父亲嘱咐我：“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的确，当今的很多概念已经更新。金钱的味道已不完全是“铜臭”，它也具有了象征能力与智慧的光环。但是，不能将青春全部供奉给它；不能因为它，我们开始精神贫瘠。
在父亲的启迪下，我开始觉得：对人生的画卷应该采用“大手笔”，算“大账”，做“大买卖”，即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我的人生值了。
如果说母亲是我的空气、我的海洋，父亲则是我的心理银行、我的精神马达。心贫时即可获得补充，消沉时便可得到激励。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路上，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为我解惑开智，呵护着我的精神。
上周末回家叩开大门时，见父亲满脸粘着橡皮泥正在与我的儿子一起在地毯上爬。此刻，真不知眼前的父亲是老是幼，是巧是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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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鞋的往事
当年，朴素即是美，补丁就像一朵大大的印花一样，在同学们的身上竞相开放，大人夸我们是艰苦朴素的好孩子。其实，在以蓝灰色为基调的小小班集体里，藏着姹紫嫣红的点缀，我们女生之间的比美竞赛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小红的围巾毛茸茸的，可以绕颈两周，很显阔绰；小伶的毛线裤不是手织的，那紫红色整齐的机器走线总是高傲地从裤脚管中露出；在班里，小荣身上的补丁面积可以说是最大的，可是一个花格图案的假领子耀眼在她的领口；小欣更是大胆，白色套头衫下面竟出现了一圈花边；小霞的着装似乎找不到修饰的痕迹，但她的那两条大辫子却与众不同，不是通常的三股编成而是四股，就像平针毛衣大流行的当年突然出现了元宝针一样个性鲜明；小平的裤子虽是深灰的大众色，但它从不起褶打皱，大概属于我国第一代“的确良”吧；小亭的辉煌点的部位最低，是那双锃亮的丁字皮鞋。我的趣味与小亭一样，想美得含蓄不惹眼，想让别人一不小心便发现了我的美妙。我羡慕那比方口鞋沿脚背多出一道的丁字鞋，多出来的这一道竟使女孩子的双脚显得那样秀气乖巧。我常常在柜台前伫立良久，但从来没有向父母开口。
那时，我常去家附近的食品店买肉馅。平时买两毛钱的，周末偶尔买五毛钱的。肉馅的基色是白的，烧好的菜里也挑不出什么肉渣，但是菜的确是浸着肉味，比素炒香多了。我知道一双丁字皮鞋等于吃多少次两毛钱的肉馅，我怎么会开口。
我家住在北京西郊，难得进城。当年如果爸爸去了西单、王府井，就像如今我漂洋过海一样令全家激动不已。一次爸爸进城回来，我即去翻爸爸的人造革大书包。当翻出一双丁字布鞋的刹那间，我的目光凝固了。世上还有丁字布鞋？我从来没有见过。丁字皮鞋曾是我少女时代藏在心中的对美的渴望。然而，那个年代皮鞋是昂贵的，不是小小年纪的我应该索求的，我深知。丁字布鞋是一个多么圆满的替代啊。虽然父母总是紧衣缩食，经济上以我为先，但爸爸同时也是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我至今学不会爸爸的计划经济，治家有方。
自从穿上了这双丁字布鞋，我的双脚便生了弹性。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开始蹦蹦跳跳的，就像每一脚都能踏在一个快乐的音符上。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钟情于它，直到鞋底已磨得薄如纸可以清晰地感觉脚底世界的全部。爸爸用一双旧凉鞋为它粘了底，鞋面发白了，大拇指处也出现了一个小洞。它黯然失色了，不再可以用来显美了。但它依然具有寄情的功能。我至今尚不知父母是如何洞察出我对丁字鞋的向往的。
还有很多事情想问父母，可是隔着大海问与答有时都是难以传递的。东渡前，我揣了父母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张合影而没有带近照。“父母没有衰老”，哪怕这只是一种可怜的自我欺骗，至少对我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总是默默地对着这张照片倾吐，有时还干脆替父母回答。在日本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学会了角色变换，让自己生活在不同的角色之中，一个人独处的日子便也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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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情
孩子熟睡后，我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瞧，屏幕中的那些树多像北京的树，多像我家楼前的那排树。小时候我和楼里的小伙伴们放学回来便把猴皮筋儿抻在两树之间，然后就像燕子一样在皮筋儿上跳来跃去。逢艳阳天，我与妈妈常常在树上拉一条绳，让被褥在绳上睡觉。那树叶就是这样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充满羞色；那枝条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纵情伸展的，充满生气。
我知道自己是又怀乡了。今天突然记起了幼时家里的三只箱子：一只绿色的大铁箱，一只褐色的大木箱和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箱子顺墙而摞，外面铺上一块白地绣花台布，简直就像个时髦家具。最上面压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上面放着暖水瓶、茶杯和两个造型典雅的陶瓷罐：一个高高圆圆的，另一个矮矮方方的。那个高高的陶瓷罐的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缝，是用胶粘过的。这两个陶瓷罐虽然算不上古董但也够古的，是一九五七年爸爸来北京工作时从老家镇江带来的。
两个罐子中的内容物不同。高的里面总放着萨其马、桃酥等糕点，矮的里面则放着大白兔、高粱饴等糖果。我放学回来便把这两个陶瓷罐翻得叮当响。吃糖时，一抓就是一小把。吃点心时，常常很秀气地先掰一半。可是对另一半的渴望往往在前一半被消灭前就出现了。结果一分为二的点心总是会合在我的肚子里。
虽然我对台布上面的这两个陶瓷罐怀有殊情，但那是因为它们伸手可及，来得全不费工夫。因此我对台布下面，平素不见天日的那三只大箱子则更觉神秘。
每年冬夏两季只开两次箱子。每到夏天爸爸妈妈就把衬衫裙子等夏装拿出来，再把毛衣棉袄等冬衣晒好后放进去。冬天则逆而行之。一年两度的开箱就像家里的一件重要活动一样。这一天，一家人会早早地吃好晚饭，饭后我会自觉地帮助妈妈洗碗，然后上床盘腿坐好，为爸爸妈妈搬箱子让道。从箱子里，我总是能够发现令我兴奋的东西，如妈妈五十年代的两面都能穿的呢大衣，如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书。最使我着迷的还是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的一沓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妈妈年轻时是那么美丽的江南闺秀，爸爸做学生时是那么英姿飒爽。我还发现了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父母的第一张合影。也是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自己小时候穿得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发结，华贵的丝袄，精美的项链……
可是到我上了初中三年级，家里就不再有一年两度的开箱活动了。箱子里面的内容物早已被搬进了新置的大立柜、小立柜里，伸手便可开启闭合。昔日放在箱子上面的那两个陶瓷罐也转移到了小立柜上。三只箱子则被排挤到了床底，而今不知它们命运如何。有一次电话中妈妈提到家里为灾区捐献了三箱旧衣物。不知它们是否也随之到了灾区。若此，它也捎去了我的一份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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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阁的烧卖（1）
大好的十月，只要走出家门，我的心便和外面的秋高气爽连成一片。我们来到横滨中华街。
到处都飘着比北京的馒头还诱人的香味，随处见的是比北京还北京的旗袍、中式鞋、痒痒挠等中国物产。可我依然无法在心中将这里幻化成北京的任何一条街，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儿不同。
我们不断躲闪着比肩继踵的行人。孩子贴在我的怀里，在这个垂直的摇篮中香甜地睡着，我下意识地将手张开到了最大的几何面积，好像这样就能为孩子遮挡直吹过来的秋风似的。孩子的梦是脆弱的，只要肩头一换，他会马上回到清醒的世界，睁开一双疑惑的眼睛，问你为什么要趁其不备的时候偷梁换柱。大人眼里的区区小事，在他看来，可能和变了天一样。因不忍破坏孩子的梦境（我始终认为人生最美好的是梦境）。此时，孩子父亲的那身粗壮的体格枉费着，手中只有一个空空的奶瓶。我常常为他惋惜。
“找个饭馆坐下来吧！”我两手酸得真怕孩子落了地。他举起手中的奶瓶，向前一指：“去海员阁，那里的烧卖日本第一。”
海员阁的门帘窄小，光线贫弱，橱窗里连料理样品也没有陈列。在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中华街，我简直怀疑这种“其貌不扬”是刻意操作的，该不会是有意把所有的魅力都藏进烧卖吧。它的“人气”是无可置疑的。瞧，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门前便有了队形。孩儿他爸一改火急的脾气，屏气凝神地站到了队尾，脸上笑嘻嘻的。 “去别的店吧！”眼下，在我看来，烧卖日本第一也好，第一百也好都无关紧要。尽快将这身负重托付给一把椅子才是当务之急。再说了，没准儿隔壁的小笼包是日本第一呢。大千世界里的它与它（他与他），抑或你与我总是各有所长，平分秋色的。
“孩子我来抱，你到那边石阶上坐坐，歇一歇。”从这不常有的温柔中，我感受到了他对那烧卖的深深渴望。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的个性中从很早以前就删去了“固执”。我不知不觉地“入伍”了。
久久的站立之后，我们终于就坐了，占据了一个小圆桌的半圆。另半圆划分给了另一个家庭：父母与两个女儿。一位胖大婶请我们点菜。“烧卖，啤酒，……”想一想，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孩子爸点菜时没有将啤酒放在首位。
点菜之后又是一阵等待。“如果烧卖根本不好吃，我们专程远道而来则有点可笑了。”同桌的那个父亲与我们搭起话来。原来，他们也是慕名而来的。海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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