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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判-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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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北京关系的裂痕，使苏联无法在劝说中国停止核计划中起到任何作用。6月24日，在西德波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一位记者关于中国的提问。他在回答中暗示，在决定实施核计划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引来报复，即潜在的威胁。北京对此则谴责说，肯尼迪的策略是“在向苏联示好，反对中国，破坏中苏关系”，而莫斯科则已经陷入了华盛顿的圈套。①
肯尼迪很清楚，由于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对中国施加任何压力，迫使中国人放弃他们的核计划。任何经济制裁对中国都无济于事。无论如何，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超过15年的经济制裁，而中国却没有屈服。
1963年7月20日，美国、苏联和英国最终签署了《有限核禁试条约》，但北京却谴责这个条约，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项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核威胁。“中国谴责：《有限核禁试条约》是一个骗局，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核优势，阻止中国拥有核能力。”①时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称：“在这年春天，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未经宣布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这就是苏联接受不平等的《有限核禁试条约》的原因。这个条约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①
当中国马上就要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时候，美国政府希望与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然而，赫鲁晓夫拒绝了，因为他害怕失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信誉。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谴责他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了。不管怎样，华盛顿都对这个条约感到满意，因为它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破裂，同时也给美国创造了许多对付中国的有利机会。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Curtis Le May）将军指出，它确实能够分裂中国和苏联。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厄尔？G。惠勒（Earle ）上将看得更为长远，他说：“尽可能地分化你的敌人或者促成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裂痕始终是一个正确的军事原则。”①
正如美国所愿，《有限核禁试条约》加深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但是，由于担心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会再次联合起来，美国不愿意独自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免除了苏共领导人的职务。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成功地进一步分裂了中国和苏联，但是它们无法再对中国发动军事行动。如果它们成功了的话，那么世界就会遭受一场真正的核武器大屠杀。令整个世界感到幸运的是，肯尼迪总统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否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将比他决定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灾难更为严重。
无独有偶，1965年，由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主编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公开呼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以便保护美国和亚洲，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①巧的是，40年后，华盛顿著名的新保守派思想家大卫？弗拉姆（D*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又建议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核设施，并对其进行海上和空中封锁。①
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早已恢复正常化，不再面临充满敌意的对抗。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身，并且“那些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复它”。人们只是希望，中国、美国和朝鲜都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益。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1）
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Hossein…zadeh）认为，海外军国主义在过去给美国国内精英和工人阶级带来了巨额的红利。通过帝国主义，美国实现了繁荣和提高了生活水平。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下进行自由贸易，开始推行“仁慈的帝国主义”；同时又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合法的*选举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经历了长期的繁荣，美国的商业和整个国家都获益于这些海外军事冒险行动。①
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在后冷战时期，从成本效益分析角度来讲，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在海外部署军队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如果美国新军国主义的利益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那么“军事扩张、远征和行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①
在美国，人们对这个新的美国军国主义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谴责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是他们“设法使美国走上了战争和军国主义之路”。有人指责布什总统，因为他缺乏外交事务知识，对政治的理解是传教士式的，并且自称战争总统。有人指责华盛顿的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于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动机，最流行的看法是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在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侯赛因…扎德教授指出，美国新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并且将之称为“军事低成本或寄生的帝国主义”。①
从历史上看，这种寄生性军国主义的发展在于一种“美国为军事设施而分配现有财富和宝藏的欲望”。①所以，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和海外冒险并不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或国民福利，而是服务于特定的军工联合体利益集团。为了证明增加国防开支是正确的，这些军工联合体试图制造一种“战争氛围”。因此，海外军国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两个集团争取政治影响的斗争。一个集团是“多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个是“单边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倡导者”，前者代表非军事跨国公司的利益，后者代表军工联合体和其他非竞争性公司的利益。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着重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现在都是“市场驱动的大公司”，当利润动机成为战争的重要因素时，就会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并不认为，这会导致美帝国的自我毁灭和突然崩溃。他相信，美国军事帝国的命运会类似于大英帝国所经历的“潮起潮落与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①
发动战争就必须制造外部的威胁。在冷战后的岁月里，“流氓国家、全球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和好战的*”取代“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利用外国“憎恨我们的自由”等借口，试图制造一个“善对恶”的二分法。它将萨达姆？侯赛因视为目标，并把全球恐怖主义归咎于他。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宣称，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主要是文化上的，因为人们在“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上都各有不同。在南斯拉夫、中东和中亚，“文明的断层线是未来的作战线”。②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将冲突和“9？11事件”的根源都归咎于*，完全忽视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们将“对美国的战争”称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文明——的战争。这导致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无法预料的悲剧性结果。①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2）
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延伸。侯赛因…扎德认为，不幸的是，亨廷顿完全忽视了“经济、领土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国际冲突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或政治入侵毫无瓜葛，而是“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价值观的反对”。①
同样地，理查德？珀尔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将恐怖主义归咎于“穆斯林心灵的病态问题”。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为了证明增加国防资金的正确性，战争的受益者用穆斯林的威胁代替了共产主义的威胁。①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国内军国主义者为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煽动战争的又一个典型事例”。①
调查记者格里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从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件显示，伊拉克重建计划早在入侵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该计划要求长期占领伊拉克，以促进对其经济和法律体制的审查。伊拉克“经济计划”“将会对大企业实行新的低税体制，立即把伊拉克的银行和桥梁——实际上是将‘所有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经营者”，并将伊拉克的至宝——石油工业——私有化。①
帕拉斯特获得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布什政府中有代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强烈要求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很明显，主要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政治积极分子，活跃于一个主战的思想库网络中。这些思想库要么是为军事游说团服务的，要么是为以色列游说团服务的，或者是为二者服务的。”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美国的军事思想库如下：
新美国世纪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安全政策中心
中东媒体研究所
中东论坛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所
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坚持认为，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在五角大楼和军事游说团的参与下，由这些思想库制定完成的。②他进一步补充说：
仅仅瞥一眼这些军事思想库的记录——他们的成员、资金来源和体制结构等——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在研究机构的伪装下掩盖五角大楼及其承包商同以色列游说团体和好战的新保守主义政客之间的暧昧关系。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令人讨厌的关系还表明，从战争中获益的权势利益集团实质上也是能够发动——确实发动了——战争的权势集团。此外，这种关系还解释了为什么国内的军国主义者如此渴望挑起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②
布什政府周围的权势集团对战争非常感兴趣：战争氛围会增加军事开支，让军工联合体获益，增加它们的收入。因此，从美国相关国防产业的角度看，虽然伊拉克战争对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它也非常成功地增加了大量利润与红利。
侯赛因…扎德教授对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新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不仅揭示了战争和军事开支的动机和逻辑，也揭示了美国军工联合体如何挪用了本该用于国内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的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蒙特利尔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罗德瑞格？泰姆布林（Rodrigue Tremblay）列出了美国军工联合体的五大支柱：
（1）美国的军事机构
泰姆布林教授认为，美国军费接近“世界总军费的一半”，至少占美国联邦预算的21％。再加上美国国防部的雇员、私人国防承包商和2500万退伍军人，总共有近3000万个家庭从军事预算中获取经济利益。这“使约6000万美国选民与美国军事组织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军事化社会的明显威胁在政治上将永远存在”。①
（2）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声、通用动力、霍尼韦尔、哈里伯顿和英国宇航系统等私人国防承包商
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利润大幅度增加，其中自2003年以来，通用动力的利润就增加了164％。这些承包商还是“许多美国军事机构退役将军和上将的大老板”。①
（3）政治组织
当布什一入主白宫就采取军事外交政策的时候，布什政府极大地扩大了军工联合体的生意。自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占据了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二。美国国会的政客们也易于接受军事产业复合体的游说。这些政客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改选活动，并且希望维护在自己选区运营的军工企业。①
（4）“思想库”组织
泰姆布林教授所列的思想库名单与侯赛因…扎德教授所列的相差无几，并将美国企业研究所列在第一位。“这些思想库有双重目的：它们在各种问题上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文件，通常站在保守的立场；它们还是政府部门的培训基地，为其输送训练有素的人才，同时为离职的政府官员提供职位。”①
（5）“宣传”组织
电视网络特别是福克斯新闻网提供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泰姆布林教授认为：“在美国的媒体中，最公开宣扬新保守主义思想和最卖力支持美国新的战争的莫过于福克斯新闻网了。福克斯新闻网完全支持美国的全球统治，并且偏爱战争。纸质媒体特别是《旗帜周刊》和《纽约邮报》等默多克旗下的出版物，是另一个宣传工具。其他右翼出版物也争先效仿，其中包括新保守派的《纽约太阳报》、《华盛顿时报》、《国家评论》、《新共和》、《美国观察家》和《华尔街日报》。”①
显然，“市场驱动”的大公司——包括美国军工联合体的成员在内——推动了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利润是衡量这些公司效率的唯一准绳，并且每季度的利润增长也是华尔街的要求。这必然导致国防公司对决策者施加强大的影响，以便增加国防开支和利用新战争来证明增加国防开支的正当性。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何时才会终止？和平何时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1）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1600年的最后一天，它在英国王室的特许下成立。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同亚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调料贸易。不幸的是，在数个世纪的海外活动中，它那恶劣的行为给后来的西方跨国公司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不仅从事商业掠夺，还进行军事征服和鸦片贸易。1840年，鸦片战争将这一行为推向高潮，并把香港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①
根据2003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经济实体中，有53家是跨国公司。这53家公司比120个国家还要富裕。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跨国公司的数量从3000家增加到63000多家，雇员达9000万人。“在这些跨国公司中，最大的1000家公司占据了世界工业产出的80％。”②
跨国公司通过电影和音乐的发行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是造成担忧的原因之一，也许还会导致未来的文化与宗教冲突。但是，麻省理工大学历史学家布鲁斯？梅兹利什（Bruce Mazlish）认为，更该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政治进程的参与。这些公司经常对税收、社会政策、劳动关系和会计实务等问题施加巨大的影响。梅兹利什教授说：“通过在世界许多地区资助政治运动、‘招权纳贿’和直接行贿，大跨国公司在当今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大公司的权力也可能对*进程构成威胁。”②
在当代跨国公司的所有恶行中，也许*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最为严重。据苏珊？霍利（Susan Hawley）博士所言，西方公司每年用于获取合同和特许权的行贿额高达800亿美元。行贿如此平常，但却难以发现。因为大多数行贿都是以“成功费”、“贿赂基金”、“佣金”或“高出市场价”的形式支付的。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认为贿赂是“合法的商业开支，并且可以要求抵税”。①
不幸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们最终要为这些严重的*买单，因为跨国公司支付的贿赂款经常被加在合同的总价中。结果，这些合同成品——通常是水电——的第三世界消费者最终遭受了这种灾难。①作为*的结果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两极化越来越严重，通常有利于富人和有权势的公司，牺牲了弱小的国内企业。霍利说：“为了只使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获利的工程，它们扭曲了决策过程。它们还增加了债务；绕过当地的*程序，使公司而不是国家受益；破坏环境；避开法律；推动武器出售。”②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就是一个佐证。它与菲律宾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签订协议，建立一个核电站。据说它向马科斯行贿的金额总计高达8000万美元。这项工程的总成本为23亿美元，但是这个核电站从未投入使用过，因为它建在了一个地震带上。然而，由于这项工程，到2018年前，菲律宾人民仍然每天要支付17万美元的利息。因此，菲律宾削减了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开支。②
在巴基斯坦，据称贝？布托政府也收受了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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