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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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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输运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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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默察社会
阎锡山熟能成诵的《诗经》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意即其他山上的石头同样可以用做琢磨玉器之砺,引申为把别人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考察、分析,就可为本人所借鉴。但是,清王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中后期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丝毫不理会别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倒是东洋的日本民族在借鉴别国方面颇具成功经验。早在日本古代奈良、平安时代,他们就大量吸收中国隋唐时期的各种制度和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仅仅三十多年时间就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日本人学西方成功了,这对中国无疑产生相当的震动。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振兴自己的祖国。所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志于救国的人们,掀起的负笈东航的热潮,不外是在思考中国究竟该不该向日本学习和向日本学习什么的问题,以探讨日本维新之要和强国之道。当然,对这些问题,中国不同的阶层,从其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阎锡山是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默默进行了细微的观察,深觉日本全国正弥漫着一片振兴气氛,比如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日本人热心助人和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等。日本的这些进步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晚年仍追忆历历。他说:
  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阎锡山是学军事的。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更使他感动。他追记说: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阎锡山很赞成日本的富国尚武之道,但并不赞成日本推行的武士道精神。他考虑问题总是“执两用中”,他一向认为:“中的人道是依据中处理人道。中是什么,是不偏,不过,不不及。不偏是部位的定点,不过、不不及是程度的定点。中的本质是个一,但不是单纯的一,是二而一。二而一,不是二的哪一边,是二的平衡。无二即无一,二不平衡也不是一,一才是中。”并认为“人事的施为,皆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谓中的人道即是凡所施为均须适合不偏、不过、不不及的中”。 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武士道精神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尚武太过份,也难免不遭失败。他在《早年*》中说: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对日本总的印象是好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日本对军人的敬重和全社会的尚武精神,更使他羡慕万分。但是他并不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它不符合“中”的施为,势必要遭到失败。
  

二、青年习武 佯病济助日人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同情者和赞助者。其中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就赞助颇力。同盟会会员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活动也多加支持。阎锡山认识一位社会党人,叫大杉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大杉岩因政治问题被日本政府关入监狱,其夫人及其同党向阎锡山求助。阎当时的经费也并不宽裕,但出于革命情感,仍答应设法相助。那么,如何弄钱?阎苦思了若干天,后终于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法。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旅日留学生,一旦滋病,可向驻日领事馆领取日金五元的医疗费。于是阎锡山便和一位也是社会党人的德国医学博士商好,佯装患病,经由他诊断,允准住院治疗实际没有的疾病。那时,日本的医院只顾经济效益,并不注意病人的病情,阎在一家医院一连蒙混住了6个月,一边看“病”,一边研读军事操典,将在领事馆所领到的医疗费除支住院费外,约剩900日元,如数捐赠给大杉岩的夫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阎锡山这一义举在留日学生中,知者并不很多,当时只有和他特别亲近的赵戴文等几人知晓。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同乡,是到日本后才认识的。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当时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东京山西同乡会上,两人一见如故,谈论投机,遂成好友。阎先于赵参加同盟会,又介绍赵参加同盟会,赵入会的主盟人是同盟会执行部内务长朱炳麟。赵戴文入会后,更成为阎锡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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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回省发动革命
1906年6月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决定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赵戴文也已毕业。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商讨改订中国同盟会新章程,阎锡山又几次拜谒孙先生。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便派阎锡山利用入伍实习前的几个月,和赵戴文回省做发动革命工作。
  阎锡山偕赵戴文收拾停当,立即启程。启程时他们随身各携带炸弹一枚,以备发动起义时用。到了上海港口,因为知道海关检查很严,阎锡山便把赵戴文所携带的炸弹也要过来,并对赵说:“如果被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赵戴文说:“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如何?”阎说:“站在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会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到了海关,果然海关人员对站在前列的人检查得没有后列的人那样细密,他们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阎锡山的机智和勇敢,以后他多次引以为豪地和人说起。一过海关,他就曾以教导的口气,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从上海溯江到了汉口,在一家旅馆中住下。在房间的墙壁上阎看见写着:“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两行联语,心想这两句话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感想。并将如此想法告诉赵戴文。赵也有同感。那么,这两句话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所题?很难证实,也许真是,也许题者无意,阅者有心。
  回到山西后,阎在河边村住了5天,看望了阔别二年的亲人和乡族,就和赵戴文到五台周围各县和雁门关内外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宣传革命,鼓吹反清,历时近三个月。
  这次回省布置革命,对阎锡山和赵戴文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发动政治革命决不是仅凭几句政治口号就能了事的,更不是只靠课堂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些认识对阎锡山以后重视运动军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06年秋,阎锡山按时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总计1年。在实习期间,他潜心研究自认为将来对革命很有用场的近代兵书,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两本军事教义,一本是注重改善军队编制的《革命军操典》;一本是侧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这两本书虽说只是手稿,当时不可能付梓出版,对士官学校师生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阎锡山自认为很有实用价值,并很想将此付诸实施。
  正好在他实习的后期,即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地方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群众队伍曾一度攻入钦州城。阎锡山从上海报纸刊载的消息中得知后,非常兴奋,很想回国参加,因为那时他所编的《革命军战法》已经脱稿,思图借此机会参加革命行动,将《革命军战法》付诸实践,为此他便向联队正式提出退学呈请,然联队觉得无权准允,没能批准。正值此时,报上又载登了革命军遭挫折退出钦州的消息,阎锡山看后,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在《早年*》中写到:
  其后在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的阶段,看到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余,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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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朝鲜观感
1907年7月,阎锡山在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期满,转入东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专门的军官学校。在“军国”兴国的日本,其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在士官学校学习时,阎锡山读书的兴致并不很高。其原因:一是由于热衷于反清革命,时间多半用于联络同志、开展工作上,并“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二是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军事的学生存有戒备之心。自蒋方震(百里)在士官学校拿了第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学生“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己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密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副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学校,是专门训练*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先当山西督军后当山西省长,多次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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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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