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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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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攻取左云、右玉。第4军方振武部由得胜口以北入晋，依原定部署夺得阳高、应县。面对国民军的猛烈攻势，晋军全面吃紧——战略要地孤山、镇川堡失守，第13团团长杨呈祥阵亡、第5旅旅长丰玉玺被俘、第6团团长张荫梧受伤，部队伤亡惨重。激烈的战斗一连进行了七八昼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正当阎锡山欲战难胜，欲罢不能的时候，忽接张作霖急电，大意是“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要晋军将“孤山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奉张的骑兵打到察北，占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前线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采取攻势防御。其具体部署是：“商震指挥的队伍，撤雁门关。右翼王嗣昌师带同第六旅撤到繁峙附近沙河，指挥东起平型关、西与雁门关附近联系。左翼孔繁蔚、李德懋撤至阳方口一带，不使敌人有迂 窜扰的机会。为了不使敌人占据雁北富饶的地区，采取‘钉钉子’办法，派傅汝均旅李生达、萧维汉团配有炮兵营、手榴弹营，帮助张汝平（代理大同镇守使）守大同，傅作义团守天镇，李服膺营守浑源，魏德新团守朔县”， 待机再战。
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国民军识破晋军的退兵之计后，也随即调整了部署，紧紧跟进。后撤的晋军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至的国民军再次交战。小馒头山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0时左右，双方死伤狼藉。晋军再次遇上了强敌。
国民军进攻山西，显示了强劲的战力。使直吴、奉张认识到还不到分手的时间，随即重新调整了双方关系。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晤，进一步协商所谓“讨赤”事宜。据王怀庆致阎锡山的电报称，“雨帅宥日由津来京。玉帅勘晨由长辛店来京，往还拜晤，深为融洽。即于勘午在怀仁堂欢宴，雍容一堂，军政大体，不难彻底解决。并于晋军此次攻伐赤军，苦战多日，待久耐劳，赞美弗置。两军拟定直鲁奉军艳日拂晓，对西北下总攻击令。”
此后，奉、直两方军队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攻势。8月中旬，在奉、直军队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退往西北。在此之前，奉军吴俊升部于8月上旬，攻占了多伦。国民军在南口丢失的次日，下了总撤退令。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5）
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晋军与国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部署的调整、武器弹药的充足，以及各部的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竟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则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据6月29日阎锡山致王怀庆艳电称，“晋北近日战况，均甚得手，灵邱、浑源之敌，昨今两日完全击退。敌人死伤甚重，掳获亦多。现正在追击中。灵邱方面已与魏军接头，以后动作更觉容易。”
国民军撤出南口后，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18日，大同在被围困三个月后，宣告解围。国民军相互掩护，纷纷向绥远五原地区撤退。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晋军乘势“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绥远首府归绥。从而把山西的地盘扩展到了绥远一带。在占了归绥之后，阎锡山立刻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 至此，阎锡山攻讨国民军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退出，晋军势力向绥远扩张而宣告结束。
国民军在久攻雁门关不克，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分化，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等先后“投效”阎锡山。对于投晋之国民军，阎锡山均优礼有加，一再声称，“彼此皆为国家军人，此次以兵戎相见，责不在两君（指韩复榘、石友三——作者）”。“弟对待朋友，向系开诚布公，请释注为盼。” 韩、石等部投晋后，分别被编为晋军第13、14、15等师，韩复榘、石友三等分任各该师师长。
联直、奉攻讨国民军之役，是阎锡山第一次向外界显示他的军事实力。经过两次扩军的晋军，以大约8万左右的兵力，持久作战达三逾月，抵御了20万国民军的进攻，最终转败为胜。它以晋北13县饱受战火蹂躏的代价，为阎锡山赢得了地盘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使他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北洋政坛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单从军事的角度看，该役使长期以来疏于作战的晋军得到了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固守城池的经验——天镇、大同的守城战，成为依城固守的典型战例。自此，晋军以善守而著称。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返回，遂即重振旗鼓，于当月17日，在五原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义，并接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二两次宣言及议决案。” 进行了“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使国民军“大旗”再树，被各方击溃之国民军旧部，在总司令的号召下，纷纷归附。原投晋的韩、石、陈三师人马，不久亦离阎而去，“到五原和冯玉祥会师去了”。“这三师人归附晋军以后，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现在突然开拔，阎锡山非常惊异。”事已至此，阎锡山并未追究，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机缓和与冯玉祥的敌对关系。随即“给冯玉祥拍了一个电报，大意是：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既回国，他们自应仍由你指挥”。 后当冯玉祥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望合作救国实行三*义”。他随即亦通过商震以“合作救国，实为素愿。我意三*义由晋先行。余与中山先生本有成约，惜其去世，故而中止。应俟此次战争告一结束，使晋对得起国人，然后彼此整理，以待其变事必有成。似此办理，有利于国，有利于己” 作复。并于其后的10月9、10两日，连电商震，就韩复榘援陕及冯军东进指出，“陕事吴、张迭电委晋处理，遂拟令向方（韩复榘字——作者）援陕，即以三省托向方，此举故为成全向方，亦为焕章谋也。希相机进行。至焕章东来，殊非其时，应切实忠告。如不见纳，我决不愿再与焕章失和，只好撤兵晋疆耳”。“冯此等举动，必遭奉击，可告以彼如欲占归绥，我可让之，晋军即撤回晋境”。 明确表示了愿与冯玉祥修好之态度。
这样，晋军与国民军的两位总司令，随着时局的变化，又在“实行三*义”的“共识”下，准备再度“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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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1）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即所谓“民财”者也。
“六政三事”，始于“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后增“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两者合一，统称“六政三事”。
作为“用民”的主要内容，阎锡山推行“六政”，开始于1917年。是年，他“邀约绅耆寅僚，*研究，质以六事，佥为简要可行”，故拟定“兴利除弊施政大要”，颁行“六政”。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兼任山西省长。10月1日，即宣布将以前设立的考核禁烟成绩处改组归并，成立“六政考核处”，发表“六政宣言”，开始施行“六政”。
为什么要推行“六政”？推行“六政”的目的何在？阎锡山在亲拟之“六政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
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曷言之？盖晋民所恃以谋生者，农业而外，向重商业，非但迹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此不仅汇兑一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于辛亥之役，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亦困，以故正货短少，金融闭塞。观近年来各镇市之周转，现金日益缺乏，纸币日益加多，可谓入不敷出之明证。社会经济，既少来源；国家财政，自行竭蹶；若不为民生筹补救之策，将见公私日益交困，赋税亦难有起色。故欲整顿晋省之财政，当先筹补晋民之生计；而筹补生计之法，不外别辟生利之途，以弥此向来商业之损失，使失业之人日少，游惰之风渐去，此乃根本之计也。比年以来，海内多故，丧乱迭经，地方有司，仅能以维持现状为尽职，而于保育政策，国民经济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视为无关，或明知其要而姑从缓议，驯至共和已将六年，民力毫无进步，此故人民不知竞存之咎，抑说官斯土者之责也！
锡山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叔焉忧之！尝谓筹补生计多端，大要不外地力与人力二者而已。以晋省地力而论，幅员号称百万方里，其中实在耕种之地，不过五十万余顷，特十万方里之数耳！此十万方里耕种之地亩，水田甚少。旧称霍山以南，田高川下，蓄泄难施；忻代而北，水劲沙浮，枯溢无定；故有水利者，向仅三十八县，而亦兴废无常。近年省北新开之渠，渐有成效。他如忻县之金山铺，神池之贺职村，榆次之天一渠等处，均拟勘测兴工。此外，清泉浊潦，巨川细流，未及利用者，所在多有。嗣后或浚新河，或疏废渠，或筑蓄水池，或用凿井新法，以补助之。现已选派工徒赴京传习凿井，使用不患无人。将来水利既兴，劳力增加，收获亦倍，归农之人，自必日多，此水利宜兴者一也。
北方蚕桑甚少，此后世民惰之咎，不得委为地利不宜也，晋省向只河东、潞、泽，略有蚕织，限于一隅，不知推广。今欲养蚕，必先栽桑；桑多而后蚕丝多；蚕丝多，而后商贩多；地方复有蚕桑工厂以收买之，则蚕茧随地可以变价，自必踊跃争趋。
晋省官有荒地，五十一万余亩；民有荒地，一百七十余万亩。此项荒地，岂尽不宜林木？现拟将造林，植树，分为两种办法；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令其择宜造林外，凡家宅田园之隙地，或河流道旁之旷土，可容树株者，均令植树。前曾劝导五台人民，选择果实等树，各种一株。近拟通令各县仿办，尚属轻而易举。果能人树一木，利赖无穷！此植树之宜重者三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2）
以上三事，系就晋省地方而筹补生计之普及者也。试再以晋省人力而言，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约居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男丁五百万，其中十五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待人仰事俯畜者，又约去其半，则中年能事生产之男子，仅二百五十万而已。以每人平均种旱地五十亩计，则五十万顷地，需一百万农人。他如为商贾者约四十万，业工艺者约五万，仕学两途约两万，军警两界约三万，共约百五十万。尚余一百万人，无所归纳，而老弱妇女不与焉。此皆无业游民之坐耗者也。夫既少二千余万之岁入，而复有此一百万闲人之坐耗，其不日趋于穷困焉，有是理乎！今欲使地无遗利，当先使人无遗力。如水利，如植树，皆可趋壮丁而从事者；如养蚕，如采桑，则妇女幼稚者，皆可自食其力焉，是必奖励唐俗勤俭之遗风，施行警戒游惰之政令，振其精神，祛其痼疾；而男子吸烟，女子缠足，尤为人生大害，务期必除。前因禁烟紧要，省公署曾设考核成绩办公处。此后赓续进行，种、运、吸、售四项，均加注重。至于缠足恶习，行动维艰，其害百出，不可胜言。是必实行劝禁，确定办法。此外有与吸烟、缠足连类而及者，则又有剪发之一事。发之剪留，似属无关重轻；然剃发垂辨，前清何以定为必行之令？诚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趋向，固有深意存乎其中也！国家以新民为重，岂容此旧染污俗之保存？况既准人民之蓄发，则复辟谬说，易滋误会，一遇有事，会匪乘间以惑其心，奸人投隙以淆其志，于治安前途，关系亦巨，不惟有碍工作也。拟即实行劝禁，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以上皆就人力而筹划生计之进步者也。
那么，以上六政怎么推行呢？阎锡山继续说，“凡此兴利除害之六端，实为生众食寡之要政。如期人民自行举办，如河清难俟！非以官力积极提倡，不足以树风声而资振作；而欲官吏之关心从事，尤非严加考核，不足以定奖罚而促进行。”故而，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考核成绩之高下，以定办事之考成。
据此简言之，“六政”者，兴水利、蚕桑、种树之三利；除吸烟（吸毒品）、缠足、蓄发之三弊也。施行此六政，其意在于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使“民财”得以充分，社会得以进步。至于如何实行，那是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必须辅之以官方力量的。
自“六政考核处”成立之日起，“六政”即开始筹划设计试行。并报呈北京政府。半年之后，1918年5月31日，北京政府指令：“呈悉，所呈筹办事项，大裨民生，且指拨公费，极意提倡，深堪嘉尚。着即按照地方情形，循序渐进，期收实效。 ”遂正式推行。
与此同时，又以所谓“六政考核处成立既半载，政治渐有轨道可循，而兴利方面之水利蚕桑，除弊方面之禁烟天足等政，亦成效渐著，于是又益之以三事”，而成为“六政三事”。
“三事”者，种棉、造林、牧畜也。为什么要将此三项作为必办之三事，与六政并举呢？阎锡山在其《人民须知》中如是说：
山西的韩侯岭以北，天气稍寒，往年都不种棉花，所用的花、布，多向外省买的，每年出款。大约有千万元，此时粮食的价贵，还能拿上粮食换回布来，若到粮价贱的时候，人不能不穿布，日后必要受多少困难，所以根本的计算，总要自己能种棉，方是长久的法子。
近年来修铁路，安电线，一切建筑用木料很多，所以林料很贵。现在买外国木料，已经不少，若多栽树木的人，将来必获厚利。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3）
什么叫畜牧？就是喂养能滋生的畜类，如牛、马、猪、羊等。这些畜类，“不费多的本钱，人人都能饲养，又不费事，又获大利。
概而括之，所谓“三事”，即是，一在韩侯岭以北之气候寒冷地区推广种植棉花；二在荒山荒地植造树林，生产建筑所用之木材（窃以为，六政之中之种树，则侧重于在房前屋后、田间道旁栽种果木树等，二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三开展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为使“六政三事”得以切实推行，除了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其责之外，阎锡山还将“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任候补学习人员40名，专充政治实察员，到各县实地调查，以防各县知事空文搪塞之弊。至于其他庶政，仍各有专司，实力并进，并非专重六政考核。通过考核、督察，力期促成各方配合。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训示、规定，进行奖励与惩戒。通过倡导推行和奖惩考核，“六政三事”便在山西境内推而广之。
阎锡山对推行“六政三事”，特别注重各项细则程序，专门规定了每项政事具体的实施步骤：
关于水利，他规定“凡有河流者逐渐疏凿，其有渠可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补助之。然库储有限，恐其难以为继者，今复定水利贷金之条，以善其后。自兹提倡水利或易为力者，当六政考核处成立之初，即制定渠道表式，委实察员携往各县，会同知事依式填列。翌年，取其所报，令实察员一一复勘，误者更，遗者补。并稽其源流之所自，水量之余绌，附诸表末，以供参考。” 然后将新开之渠和恢复旧渠分别进行。开挖渠道之外，还设计规划凿井及修蓄水池。
关于蚕桑，他规定“欲养蚕，必先栽桑”。为推广蚕桑，“前曾自捐薪俸，于全省南、北、中三区，各建一万株桑园，以为提倡。此后广购桑籽，分给各县，实行育苗。现计第一期分各县育苗之数，共种三千余亩，可养成苗一亿二千余万株。成苗之后，发给民间，以每亩植桑八十株计，已可成桑田一百五十余万亩。此项桑田生产，按年推广，以补农业之穷。”
关于种树，他规定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择宜造林外”，其余“家宅田园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旷土”，凡“可容树株者”，均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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