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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赤壁论博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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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国内开始发生###。
在第二次远征隋炀帝的兵马挺进到北方的时候，他的后院就不断起事了。其中有个官员叫杨玄感，他是楚国公杨素的儿子，官拜礼部尚书，到黎阳督运粮草的时候，就开始谋反。那个后来成了瓦岗寨头头的李密，正好成了他的谋士。杨玄感起事，也像刘备那样，当局者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办，便请教李密。
李密对他说道：“上策是，皇帝远征高丽，我们可以到北方的蓟地（今天的河北、北京一带）去断他的后路，他如果回军，高丽也会从屁股后面袭击它，结果是皇帝军队的粮草用尽，人心必变，最后达到整个部队的溃散。”
杨玄感问道：“那么中策是什么呢？”
总会有上中下三类马（3）
李密介绍的中策是向西打到长安去（这时隋朝的都城在河南洛阳）。等隋炀帝回军时，还要多走不少的路才能打到长安，那个时候杨玄感在关中据守，那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攻守自如。
杨玄感再问：“下策是什么？”
李密又说道：“那就是进攻眼前的洛阳了。但是洛阳城特别坚固，要是一两个月打不下来，隋炀帝一回兵，双方里外夹攻，就进退无门，只有死路一条，除非你乘天子没有回兵就能够攻下洛阳。”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隋朝有两个都城，一个为东都洛阳，另一个是西都长安。李密给杨玄感出的计策是：第一方案也就是上策，是挺进到河北一带，从屁股后面击打隋炀帝的远征军；中策是西占长安；而最下策是攻打洛阳。李密的意见从客观上来说，是走最远的路径是上策，走次远的路径成为中策，而走得最近的却成了下策。因为黎阳离洛阳最近。
李密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对的，而且他这次的出谋划策水平并不比诸葛亮差。洛阳尽管距黎阳很近，却有极其坚固的城池，而且守卫京城的军队也是很精锐的，如若杨玄感数月攻不下来，等隋炀帝一回师，或者被其他勤王军、起义军一个反包围，他只有失败的份儿。
但是杨玄感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认为李密的下策反倒是一个上策。
杨玄感这样告诉李密：“隋炀帝和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我们一举攻下东都，那么这先声夺人的一举必然会震慑天子的军队，让他们不寒而栗，不战自垮；要是冒险到蓟州的北方之地去，因为路程太远，说不定我们成了一支孤军；要说西去打长安，你说沿途小地方小城市都不占，那我如何示威天下？所以，你所说的上策我认为是下策，你所说的下策我反而看好，认为是上策。”
这样，他就没有听从李密的话，自作主张地决定去攻打洛阳。
结果如李密所料，杨玄感打的是消耗战，几经苦战，不能攻克，等隋炀帝回兵，杨玄感只得逃跑。在被人紧追不舍、逃无可逃之际，又不愿受人辱杀，就叫他的弟弟积善将他一刀砍了。而李密看到这个竖子不足与谋，也乘机逃跑了。
像上面这类情况，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经常会碰到的，谋士为主将出谋划策，一般都会讲几个方略，让主将去遴选，这就要看主将的判断水平了，胜与负、成与败，往往就在主将的一念之间。
杨玄感所以成不了大事，是他眼中看到的洛阳这个“果子”最大，百官的家眷聚集于此，还有隋朝的无数珍宝物资囤积其内，更有隋炀帝的十六院无数美女云集。打下了洛阳，等于得了一座金山银山，得到了无数佳丽。他不甘心舍近求远，只想急功近利，结果落得个人无全尸的可悲下场。
相反，如果按照李密的思路考虑：隋炀帝劳师远征，百万军队奔行几千里，肯定是疲惫之师，从屁股后面一打，是很容易瓦解的，隋炀帝打败了，消息传到洛阳，洛阳可以不攻自破。但是这样，杨玄感的军队就得准备走远路了。他不肯行军吃苦，只想着快点捞到好处，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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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策略选择能力（1）
李密比杨玄感的高明之处，是他选择的策略比杨玄感正确。
这应当是谋略学或者博弈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如何选择最优策略，是考验主官决策水平至关重要的一点。
这就要说起现代博弈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纳什均衡的问题了。纳什认为，在一个策略组合中，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这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他如果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利益值就会下降，因此，不但他不会改变策略，其他参与者也不会单独改变策略。
均衡是一个西方词汇，是指一些相关量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而纳什均衡，就是说对弈的双方都认为如果处于这样一种策略之下，是策略的最佳选择。
在商场中，一方为卖方，另一方是买方，卖方肯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个劲地说自己的商品如何地好，希望买家把它用高价买去；而买方虽然很想买这个商品，却想把价格压得很低，用很少的钱买走。这就是每天每时发生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的现状。
在一卖主甲和一买主乙之间的“卖—买”博弈中——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假定通过讨价还价后确定了一个价格，在此价格下，卖者卖成后获得的效用为６，卖不成的效用为０；买者买成的效用为４，买不成的效用为０。而如果他们之间的交易不成功，无论是买主还是卖主都要再等待下一次的讨价还价，假定等待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均为１，则支付矩阵为：
乙 买成 买不成
甲
卖成 ６，４ ５，０
卖不成 ０，３ ０，０
从这个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双方买卖不成，枉费了许多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双方都是０，显见这个结果是不好的。而其他两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因为一方买成或一方卖成，那可能是对第二个卖主或买主而言了，就同样一对组合而言，就只有（０，０）和（６，４）这两种结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买成和卖成的结果是最好的，是买卖双方都想争取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结果就是纳什均衡。
我国研究纳什均衡的专家谢识予博士用口语式的话说清楚了什么是纳什均衡：“给定你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给定我的策略，你的策略也是你最好的策略。”
纳什均衡是一种双方都认为最好的策略，那么也就是双方都认为只要执行这种策略，就是“有钱大家赚，有利大家得”的两好策略。我们再拿苏联和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时代来说，美方认为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整垮，而自己的资本主义集团空前发展是最好的；同样，苏方也希望把美国的资本主义集团整垮，让社会主义统一世界是最好的，但一旦核战发生，可能就两败俱伤，两大阵营齐毁，反而是大家都退一步，把核武器封锁了，共同宣誓不再使用，才是共同的最好策略。因此，纳什均衡是双方互相让步。
让我们再来谈一谈孙权在曹操大兵压境时是如何决策的。
诸葛亮用一番大话吓住了孙权，也激怒了孙权。于是孙权拂袖而起，退入内堂。鲁肃因此埋怨孔明为什么要夸大曹操的力量，孔明说出用意，鲁肃便到内堂再请孙权，并告诉孙权：“我亦以此责备孔明，孔明反而笑主公心胸太小，不能容物。破曹策略，在他的胸中，只是不肯轻言，主公何不再去求他？”这样，孙权只得又出来与孔明叙话。
孙权说：“曹操他平生最痛恶的人，就是吕布、刘表、袁绍、袁术、我和刘备。现在前面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只剩下我和刘备。我不能拿我祖宗的这块地方送给曹操，但是刘备他刚吃了败仗，还有抵抗能力吗？”
重要的是策略选择能力（2）
诸葛亮说道：“你别看我们主公新败，但是关云长手中还有精兵万人，刘琦率领江夏士兵，亦不下一万。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是疲惫不堪，这时已到了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程度。况且北方的士兵，不习惯水战。荆州士民虽然投降了曹操，心里不服。如果您与我们家主公协力同心，必定会破了曹军。曹操军队被打回去了，荆州、东吴的势力强盛，那三足鼎立的形势就形成了。”
孙权听了十分高兴，决心抗击曹操。
在孙权与诸葛亮的这一番对话中，他们各自讲出了必须抗曹操的道理和他们存在的优势。
孙权认为，曹操有几个最憎恨的人，他与刘备都是列入曹操“黑名单”里的，所以一旦失败，曹操是不可能放过他的。他担心的是刘备新败，是否还有抵抗能力。
孔明认为，曹操的兵已疲惫；新得到的荆地民众不服；曹操的兵都是北方人，北方人不习惯于水战；而刘备虽败，但是实力并没有损伤。有这几个条件，只要孙刘两家联合起来，必定能打败曹操。
后来周瑜夜里去找孙权谈话，讲的也是这样一番道理，这样，孙权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易中天在《易中天品三国》中提到了赤壁之战中曹败、孙刘胜利之时，他讲出的是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疫病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
第二是曹军不习水战，它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不善于打水战；
第三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是没想到会碰上孙刘联军，他轻敌了；
第四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但这次使用的主要是水军，你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病人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强兵，肯定要打败仗。
至于曹操军中是否得了传染病，那个时候周瑜与诸葛亮都是不知道的。直到今天，福建省一位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提出：“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并不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是一种血吸虫病在其中作怪，导致了曹操军队不战而败。”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还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曹操军队由于没有到过南方，这次南来之后，因为不适应，生起病来了，或者得了一种传染病，因而损耗了他的战斗力，这种说法很有可能。
不过，这话有些扯远了。
孙权不同于那个小儿刘琮，他是个有自己的决断能力并在他的政权里面有拍板权的主子，而不像刘琮那样是一个傀儡。他所以决定抗曹，出于以下的考虑：
首先，他如果投降了曹操，他本人的命运肯定会很糟糕（事后当他知道刘琮被曹操杀害后，更坚定了抗曹的决心）。
其次，他守着的不是像刘琮那样从哥哥刘琦那里夺来的产业，而是他父亲、兄长艰苦打下来的江山，并且是名正言顺地继承过来的。
最后，他得知了曹操兵力与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外面所吹嘘的那样大，还听到了两支军队现实情况的比较，他认定，凭着他与刘备的联合是可以抗击曹操的。
这样，他就选择了“抗”，而刘琮集团则选择了“降”。这种选择，都是根据自身集团的内部情况和获得的对抗集团的信息，把两者放到一起比较了一下，这才决定下来的。当然，由于这种抉择是在掌权者的既得利益与主观视角下进行的，所以肯定不会千篇一律地像电子计算机似的只靠着数字的比例来“拍板”。其原因有二：一是因获得的情况有正误，判断就会有差别；二是决策者本人的水平、气质、个性、愿望的不同，也会因人而异。
正误情况与不同人物的不同判断，以及以后是否每一步都能够“达标”，都会影响到结果。战争和体育的魅力或许就在这里，最后结果的不确定性会使一个集团与人物的命运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本来是座上客的人会立马变成阶下囚；本来是活生生的生命，迅即就头断血流。正是这种结果的巨大反差，才构成了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悬念。
策略之树常青（1）
任何人都认识树木，你看自然界的各种树，都是大同小异的，先是一个树干，然后开始分杈，分成二至三个树杈，每个树杈长到一定的程度，又各自分杈，再分成二到三个（有时甚至四个）树杈，这些树杈继续长继续分，一直分到树梢。树之所以美丽，除了它长绿叶、开花之外，再就是这种分杈之美。
其实，决策也可以被看做是一棵树，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尤其是某一件大事上，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决策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甚至把后面的麻烦事全部处理干净了，也许我们要进行多次的决策，才能处理完一桩事情。
例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个老大难问题，就从抗日战争说起，到现在，也经历了许多次的决策。美国第６任驻华大使尚慕杰曾说过：
“美国历史上在对华政策中犯过三次严重错误。第一次是在二战时期。我们两国那时是共同抗击日本的盟友。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与美方人员有不少接触。史迪威将军发现，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奋力抗日并希望与我们合作，而国民党却消极抗战。但我们却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从而将中共推向了苏联一边。第二次错误发生在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继续支持蒋介石，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进一步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第三次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对周恩来关于不要超过‘三八线’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对中国发出的清晰信息不加理睬，从而使两国陷入一场严重冲突。这就是我们美国在历史上所犯的三次严重错误。我认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我们两国间今天就不会存在台湾问题。”（摘自金先宏：《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美国对待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可以采用３种策略：其一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其二是支持国民党；其三是支持共产党。如果弄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和今后谁能最终掌握国家政权，那么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中立。然而，美国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并不是如此，他们采取的是单方面支持国民党而压制共产党的策略，这就是第一次决策时的错误；在第二次决策之时，共产党的军队已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大陆，蒋介石的军队只是偏居台湾一隅，这时如果再与共产党修好，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那么，中美两国从１９４９年始便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次机会又错过了。
到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仍可以重视中国的严正警告，军队不要大举北进。但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严正抗议，一直向鸭绿江边挺进，导致了中国和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直接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但使美国军人死伤数万人，直接经济损失也达几百亿美元。
据说，当时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根据中国诸多方面的情况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它打算把这个结论卖给美国政府，要价５００万美元。美国政府嫌贵，没有买。事后，反对党为了在国会中弹劾总统，以５００万美元买到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曾分析了１００多种因素，甚至连中国领导人的性格、脾气都没有放过，最后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如果美国人到朝鲜去打仗，中国必将出兵！后来，美国总统在反省中深深地叹息道：“我们宁肯牺牲数万美国子弟的性命，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却舍不得用一架先进战机的价格去买一个可贵的判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呀！”
正是这个失误，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愈来愈糟，自此便经历了２０年的冷战对抗，一直到了１９７２年。
策略之树常青（2）
同样，发生于湖北赤壁这个地方的孙权联合刘备与曹操的对抗，是一场三个国家（当然，严格地说，刘备在那时还称不上一个国家，只是一股力量）之间的战争，它的决策同样不可能靠着一次的决策就解决全部的问题。决策有时是随机产生的，并且一直伴随到战争的全过程，直至结束。
一般而言，决定了要对抗曹操，只是解决了“要抗”的决心问题，接下来便要解决“如何抗”的具体方法问题了。
在第二次决策时，周瑜立于山顶观看敌方形势，突然遇到了一阵风，刮起的旗角拂过了周瑜的脸面，周瑜往后就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被左右救回帐中。
曹操兵力很强，而东吴兵力较弱，说是联合抗曹操，刘备的兵力只能作为一支策应的力量，不能独当一面。所以，看到江对岸曹操强大的阵营，如何抗敌成了周瑜的一块心病。
鲁肃引诸葛亮来探望病情。诸葛亮已经猜中了周瑜的心思，他说可以给周瑜开一个药方，保证药到病除，药方上写了这样十六个字：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药方是开对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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